12月14日上午，邱林川教授为“2022网络与新媒体讲习班”全体学员做了题为“平台研究的三条路径：蛛网、桌球与蚂蚁社群”的专题讲座。邱林川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教授、亚太传播学联盟（APCA）联合秘书长、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会长，也是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士和C·埃德温·贝克奖获得者。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小强教授主持。

邱林川教授讲座中

讲座开始，邱林川教授援引乌克兰歌手Andriy Khlyvnyuk在Instagram发布的清唱一战期间乌克兰民歌Oh, the Red Viburnum in the Meadow视频，说明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化（geopolitiz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现象。邱教授所用的蛛网、桌球、蚂蚁社群三个比喻，均借用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蛛网代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其核心基础为跨国资本的积累；桌球代表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以国家主权为理论基石；蚂蚁社群则基于主体间性的传播和共享，体现了建构主义。

邱林川教授强调，这三条平台研究的路径要放到数字平台地缘政治化的语境下加以考量。当前，平台研究需要回应三大核心问题：其一，什么是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化？其二，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化何以发生？为何要加以理论化？其三，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化（如俄乌冲突中所见）对媒体与传播研究有何影响？

邱林川教授认为，平台的地缘政治化已不再是选举期间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也不仅仅是科技帝国之间的冲突。地缘政治化现象会增加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对平台日常运营的强制干预，使得科技巨头打破过去配对需求和供给的思路，更关注在地缘市场上的领土权力。同时，与曾经的自由主义不同，平台的地缘政治化会塑造一种资源有限的普遍认知，从而导致结构性风险和集体脆弱性。换言之，曾经可能的双赢局面已转变为至少有一个输家的零和游戏。另外，算法本身作为一种极不均衡的力量，对算法权力的分配既是当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中最稀缺的资源。

邱林川教授指出，蚂蚁社群模式可以成为蛛网模式、桌球模式之外的一种替代性想象（alternative visions）。蚂蚁社群模式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软性模式，有别于此前以国家政治军事精英或市场资本精英掌握话语的硬性模式，强调由群众讲述自身故事，展现群众智慧。

邱林川教授详细阐释了蛛网、桌球和蚂蚁社群三种模式的区别。从国家和平台公司分别发挥的作用来看，蛛网模式更强调跨国资本影响下的多利益相关者，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来追逐全球市场霸主地位；国家是桌球模式至关重要的核心，多边主义正是以主权为基础，受到国家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影响，平台公司仅能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实现主导地位；在蚂蚁社群模式中，尤其是对于一般的平台用户而言，国家发挥的作用尽管重要，但不具备决定性，平台公司的作用则是提供和维护社会空间，文化在这些空间中并不预先确定，而由用户共同动态创造。针对三种模式在主体、领地观念、控制手段、资源、知识等方面的区别，邱林川教授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区分。

临近尾声，邱林川教授讲述了马来西亚农民Uncle Mat Isa依靠棕榈树吸引黑蚂蚁进驻从而治好芒果树上红蚂蚁的故事，说明地方智慧的重要性。邱教授强调，要有意识地摆脱蛛网和桌球两种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从蚂蚁社群这种建构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不过，比喻一定是相对简化的，理论是思想解放的工具，建构主义理论工具也有待完善。

邱林川教授答疑

在互动环节，学员提出“中国社会化媒体是否存在蚂蚁社群的可能”，“如何在外国掌握的社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构建自己的学术阅读地图”等问题，邱林川教授做了详细解答。邱林川教授认为，蚂蚁社群作为第三条路径，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具体问题；面对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实践问题，要意识到三种路径在现实中组合的可能性，要打开思路、发挥理论的想象力；进行学术阅读，一定不能只追逐新的东西，要回到过去的经典中发现历史和当下的共通之处。

张小强教授主持讲座

张小强教授总结说，邱林川教授用蛛网比喻自由主义的跨国资本、桌球比喻现实主义的国家主权、蚁群比喻温和建构主义的传播社群这三条路径，对平台研究做了颇有新意而又有很多生动现实案例的阐释。

文/周润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