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4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副院长、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副主编、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Reports主编薛可教授为2024网络与新媒体讲习班全体学员做了题为“从达尔文主义到数据主义：AIGC驱动的文化演化机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刘丹凌教授主持。

薛可教授讲座中

薛可教授介绍了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的文本生成原理与技术发展历程，展示了当下AIGC技术的普适性和深度应用场景。基于此，薛可教授引出了此次讲座关注的四大核心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文化演化过程中的理论脉络是什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文化演化过程中具有哪些超越人类的生产特性？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特性将对文化演化产生怎样的演化机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生成文化内容的未来趋势？

薛可教授讲座现场

薛可教授从达尔文主义出发，结合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谜米”概念，阐述了文化基因（Meme）作为文化基本单元在“谜米机器1.0”（人类智慧主导）中的演化。随着AIGC技术的发展，进入“谜米机器2.0”时代，数据主义与算法支配成为新趋势，AIGC模仿人类智慧生成文化基因，推动文化生产权力从人类向算法流动。薛可教授认为，文化永久流传需结合人类主导与AIGC参与的双重策略，人类作为“文化躯体”传承文化，而AIGC则通过精准学习与快速创作丰富文化多样性与深度。

在谜米机器2.0的框架下，AIGC在文化演化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数据主义的精髓，如强调数字属性、注重注意力机制的优化以及科技理性的应用，还以科技理性延伸了达尔文主义作为AIGC驱动的文化演化机理的合理性。薛可教授认为AIGC的主要生产特性包括实现文化的数字属性、克服了人类的记忆限制、成就技术的科技理性并突破文化的保真属性。

薛可教授讲座现场

虽然AIGC主导的文化生产体现了算法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算法掌握了所有的权力，而是掌握和控制AIGC技术的行业领导者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其背后仍然受人类价值观的约束。一方面，AIGC在与早期用户的交互过程中深度强化了人类反馈，使得算法带来的文化驯化与人类意志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人类价值博弈影响AIGC对文化基因的选择，导致文化偏倚的形成。与此同时，AIGC面临着算法瓶颈，其性能上的限制将人类文化差异映射到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之中。这不仅容易引发人类文化与人工智能生成文化之间的变异，还可能导致数字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

薛可教授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机共融的文化孪生。人类智力与人工智能双向互动，人工智能助力人类智慧提高演化效率、服从人类意志、协同人类决策并建立人机信任。

学员现场提问

在交流互动环节，薛可教授回答了学员们关于“新闻传播背景的从业者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扮演的角色”“AIGC与人的异化”等问题。

刘丹凌教授总结发言

刘丹凌教授作讲座总结。她谈到，薛可教授对AIGC驱动的的文化演化机制做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文字：陆锐轩、张世超

图片：秦克峰、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