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价值理性”养成

（本文已发表在《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9期）

[摘要]当前，新媒体技术及媒介融合受到学界高度重视，自然是顺应媒体变革的明智之举。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教育，不同阶段的着力点尽管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追求新闻传播教育的“工具理性”。理想的新闻传播教育，应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强化价值理性养成：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其次，要加强新闻传播史教育；再次，要加强媒介伦理与媒介批评教育。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养成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何去何从？这是国内外新闻传播院系正在努力探索的时代课题。从已有的研究与实践来看，基本的路向是积极拥抱新媒体，开办新媒体专业，尝试媒介融合/“融合新闻”教育。显然，这是顺应媒体变革的因应之道，是明智之举。然而，仅仅有这样的举措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强化价值理性养成，同样是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大力践行的重要课题。

一、两种理性的划分及其应用

探讨价值理性养成，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价值理性？

一般而言，理性和感性相对，指人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在社会学中，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1784年，哲学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因此，“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强调，“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由此可见，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多么重要。

理性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物。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人类某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它值得去做或有意义，因此，“行为”是指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或体现一定的意义。在韦伯看来，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合乎理性的。其中，“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最为重要。相应地，理性也就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即是说，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看重所选择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而只关心所选择的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与此相对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换言之，价值理性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

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比较抽象，可以在不同层面不同内涵上加以理解与使用。即使韦伯本人，对这一组概念也有所发挥，形成了相关的另外两组概念，即：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责任伦理—信念伦理。[2]由于这不是本文的论题，暂且不论。有学者引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探讨教育问题，便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做了新的阐发：工具理性主要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一种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能力，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之可能性和实效性。工具理性关注行为主体“行”与“不行”的操作能力，解决既定理想和目的“如何可能”、“怎样实现”的问题。因此，工具理性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实践状态，体现为具体的操作技术和运作程序，位于“术”的层面。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主要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关系，为行为主体提供一套行动的理念、原则、信仰、目标、理想、目的等价值设定，是主体活动的价值主旨和价值基础。价值理性关注主体活动“好”与“不好”的正当性评判，解决主体“应做什么”、活动内容“应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审视目的与行为是否符合人类本身的要求，为主体活动擎起价值依托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因而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高居于“道”的层面。[3]下面所说的“价值理性”及对应的“工具理性”概念，也主要是在此意涵上使用。

二、为什么要强化“价值理性”养成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为什么要强化价值理性养成？一方面，这是反思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进程所获得的教益；另一方面，这也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新闻传播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着力点，但究其本质，都是在追求自身“工具理性”的实现。这三十多年的新闻传播教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复办与新办。几所老牌的新闻院系复办新闻专业，一批综合性大学开始新办新闻专业，专业开办从各校的自由设置到逐步走向国家的统一规范。这个阶段的着力点是解决新闻专业的独立性，强调为新闻界培养应用人才。19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在提升办学层次的同时，密切关注业界的需要。为适应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态势，传媒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上议事日程，业界期待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既懂传媒业务又善经营管理。进入新世纪，领先者着力提升办学层次，追随者纷纷开办新闻传播专业，新闻传播教育获得超常规发展。到2013年，共有600多所各级各类高校开办了1080个新闻传播本科专业点（一所高校一个专业为一个专业点），在校本科生达23万。随着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如何适应新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成为这一阶段探索的主要问题。于是，开办新媒体专业，尝试媒介融合/“融合新闻”教育，成为这个阶段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创新的着力点。

无论强调专业性、应用性，还是强调传媒业务与经营管理并举，抑或加强传媒教育的技术性、融合性，都是对新闻传播教育“工具理性”的追求：强化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切实满足传媒业界的人才需求。与此同时，国家近年来调整研究生教育政策，大力发展专业硕士教育，2010年设立的新闻与传播硕士学位，也凸显了新闻传播教育面向行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走向，彰显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工具理性”取向。显然，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为培养应用性专业人才，新闻传播教育张扬“工具理性”各个层面的内涵，强化与提升毕业生的专业技能，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仅仅如此，又是远远不够的。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教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以一个和谐的人格。”[4]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强化价值理性养成。

一方面，新媒体传播技术正在蓬勃发展，不断进化：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介融合，全媒体，大数据……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在所谓“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供给不是问题，而对信息的分析、判断、挖掘、选择、整合、追踪、评论反倒成为新闻传播专业人才越来越重要的专业性工作。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宽广的国际视野、神圣的职业良知、独立的分析能力。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提升学生的“工具理性”，而且要强化学生的“价值理性”。

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是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全球化进程的全面拓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我国在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与思想文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前现代、现代化、后现代的多重时空交错并置，斑驳陆离；信息洪流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各种思想观念纷纷登场，众声喧哗；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纷然杂陈，相互竞争；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伦理道德失范，价值理念多元；诸如此类，难以备述。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新闻传播工作者尤其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先进的价值观、积极的人生观，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才能成为合格的新闻报道者与传播把关人，才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否则，很容易迷失方向，误入岐途。近二十年来逐渐产生的“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等行业问题，已敲响警钟。因此，让新闻传播学子强化价值理性，养成高尚人格，坚守新闻理想，秉持社会良知，已成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必然使命。

三、强化“价值理性”养成的操作途径

价值理性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着眼于全面优秀人性的塑造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5]那么，新闻传播教育应当如何强化价值理性养成呢？

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潘忠党指出，“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自然地与政治理论相亲，因为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它自然地与文学相亲，因为它从文学得到对语言和表述强化了的敏感以及对叙述形式的理解；它自然地与哲学相亲，因为它可从中获得其道德基础之澄清；它自然地与艺术相亲，因为艺术丰富新闻对视觉世界之一体的想象空间；它自然与历史相亲，因为历史为新闻提供了自觉意识的基石。”[6]本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大都脱胎于中文科系，但在追求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不由自主地削弱人文教育。雅斯贝尔斯说过，“谁在年轻时就学过希腊语和拉丁语，读过古代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并掌握了数学知识，熟悉圣经和一些本国名作家的著作，那么，他就拥有了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充满活力，对外开放，并具有吸收一切事物的能力。”[7]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理应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强文史哲等人文教育，精心设计人文教育方面的课程，选聘高水平教师授课，引领新闻传播学子在人文教育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与人格情操。

其次，要加强新闻传播史教育。中外新闻传播史既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更是新闻传播业发展进程的描述与分析，是新闻传播教育相当基础的课程。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新媒体时代，能够潜心于新闻传播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教师已经不多，而学生对新闻传播史也不感兴趣，以致不少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教学已成为整个专业课程体系的点缀。改进和加强中外新闻传播史的教学，特别是加强对著名记者编辑的研究与教学，从而丰富学生对本专业的历史知识，认识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历史传统，借鉴历史上各种媒体的创办经验，吸取名记者名编辑的传媒实践智慧，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养成的重要手段。如果新闻传播学子对梁启超、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萧乾、彭子冈、范长江、徐铸成、赵超构、穆青，对普利策、李普曼、斯诺、史沫特莱、爱伦堡、默罗、克朗剀特、法拉奇等中外新闻名家有深入的了解，熟悉其传媒人生，精读其新闻作品，并以之作为效法的榜样，必将大大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价值理性养成。

再次，要加强媒介伦理与媒介批评教育。媒介伦理或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新闻传播教育基础性的核心课程。然而，由于研究不够深入，不少新闻传播院系的媒介伦理教育尚停留在宣读新闻职业道德条文的阶段，根本没有深入到媒介伦理的内核，难以发挥这一课程对新闻传播学子价值理性养成所应起的作用。加强媒介伦理教育，不仅要加强媒介伦理研究，而且要改进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媒介伦理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之中，从而形塑自己的媒介伦理准则。与此同时，要加强媒介批评教育。在我国，媒介批评还是一个新兴领域，它是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8]加强媒介批评教育，不仅要讲授媒介批评的理论，更要让学生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就当前新闻传播业中出现的问题与现象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升自己价值理性的养成。

当然，强化新闻传播教育的价值理性养成，并不是要削弱其工具理性教育。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性、应用性、技术性、融合性等工具理性教育需要创新，价值理性教育要强化，两者相辅相成。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的教育都重要，都要加强，而课程数量与学时数量不可能无限扩张。如何克服其中的矛盾？这只能通过课程体系的科学设置与教学方式方法的切实改革来加以实现。

本文是重庆市高校教改项目“网络与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教学改革”（编号：133123）、重庆市研究生教改重点项目“新闻传播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分类培养的体系建构与模式创新”（编号：yjg132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