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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媒体思想探索

2015-05-19 15:26:40     作者:李兴亮 摄影:新闻学院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兴亮(1971-),男,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传媒与区域发展、网络政治。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2013年中央高校基金课题“网络管理与制度创新”(项目号:CDJKXB13005)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从话语源流来说,革命一词内在地包含着改良的成分。就媒体思想而言,革命派重视报纸在鼓吹民主革命方面的工具价值,而改良派则强调媒体在推动社会整体变革方面的作用。但不管是革命派的“输灌人心”还是改良派的“新民学说”,都志在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注重传媒的社会改造功能是辛亥革命时期媒体人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

关键词:辛亥革命;社会革命;媒体思想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面对“古今未有之变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痛苦地探索中国求强、求富的道路。当彼时彼地之人尚未明白历史将向何处去时,历史的车轮已经呼啸而至,被碾得遍体鳞伤的国人还来不及思考,又被迫迎接下一场巨变,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语)。历史转眼百年,本文要冷静检视的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媒领袖们留下了何种媒体思想遗产。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媒研究成果可谓繁多,但大致可以分为报刊史(如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或报人与社会活动家的互动(如王天根《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黄山书社,2011),或以报纸作为此一时期的基本史料展开的其他史学研究。总体来说,以往的研究重在对近代报业的新闻事业史陈述或历史事件研究,研究成果一般采用史论结合的书写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刘小枫,三联书店,2001)、《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陈建华,上海古籍,2001)以及《观念史研究》(金观涛、刘青峰,法律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极具新意。虽然具体而言各书对其方法论有不同的说法(刘小枫称自己的研究为“现象学式的考法”;陈建华声称直接受惠于“翻译理论”;金观涛等人采用的是“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但总体来看都使用了话语源流方法或者说系谱研究方法。这类“关键词”式的研究由法国的福柯、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等人开创先河,英国学者卡尔佛特并于1990年出版了《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利用系谱学方法梳理了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演变。[1]刘小枫等人的著作或可视为中国以话语源流分析方法探讨辛亥革命的代表性著作。

受这类研究著作的启发,本文将从话语源流的角度,显隐发微,思考辛亥革命时期的媒体思想的内在逻辑。鉴于既有研究已对“革命”等词语做了深入的话语源流考证,本文实际上是借鉴话语分析思路,就辛亥革命的媒体思想问题展开讨论。简言之则是,至少就媒体而言,革命与改良只是社会改革目标侧重点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同一性。

辛亥革命内在包含“文明之革命”

对话语的源流进行考寻,有利于我们追寻历史的脉络从而进入历史的现场,首先必须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革命?如上文所说,关于我国革命的话语源流问题,刘小枫、陈建华和金观涛等人已有深入的分析。三人的侧重点不同,观点也并不一致。但因刘小枫有较为丰厚的古典学基础,能够看到陈建华等人研究的缺陷(如革命一词与日文翻译的关系问题),研究也较另外两人深入,而且刘小枫从思想史层面所做的革命话语考证,与本文的研究取向更为一致,所以本文在观点的引述上更偏重刘著。

从革命一词的起源来看,中国人并不一味推崇暴力革命。即使是暴力革命,也要为这种革命找到“正当性”依据。“革命”并非仅仅是把“命”革掉那么简单和残忍。《易传·革卦》有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里的革命,包含了自然,人事,神道,它不恐怖,反倒是人世间自然的事情。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说:“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意,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在这些言说中,革命对象是独夫民贼,革命的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革命的本质不是暴力杀人,而是要实现天下的同利。刘小枫认为,儒家革命精神的实质是圣人政治论,革命在于诛杀无道,使天下归于有德者,但是在圣人政治的文化秩序中,个体的人生价值信念是不允许的。诉诸总体的人民民主正义论,总有超强的道德诱惑力。[2](P103)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辛亥革命以后,个体的权力意识并未彰显(即程序正义未能到位),而倒是一个个革命英雄,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是也。

问题是,历史如何分出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立宪派)?两派背后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按照刘小枫的分析,革命论是儒家思想的传统论说,出于三代,显于汉代,汉代之后不彰,直到晚清才又成为显论,儒家革命论的高涨与儒教宗法国家的政治理念的正当性是否稳固有关,改良与革命也由此体现出不同取向。[2](P17)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重在保持固有的儒教国家治理形式,而孙中山等革命派更将革命目标锁定在用西式程序治理中国。这里面既牵涉到如何理解中西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如何处理中西思想文化问题。而诸如如何处理传统中国文化(包括“正统”和“道统”)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至今都未有圆满的解决。

长期以来,各类宣传或教科书往往将革命与改良进行简单化处理(或许从传播效果看更为有效),但辛亥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肯定不只是简单的“驱逐鞑虏”和“保皇”,否则它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农民起义或政治政变而已。近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总体上抛弃了一度流行的将革命与改良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方法。比如日本学者村田熊二郎就认为,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在实现清帝退位和共和国家这点上,可以说是南方,也即大致等于革命派的胜利,而从继承了多民族复合型国家这点上,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北方,也即大致等于立宪派的目标。[3]历史的当事人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时,提出过革命与立宪共同的说法,他认为“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不过主张立宪者想要实现的是“政治革命”,而主张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是“种族革命”。双方表面上虽然分歧,但辛亥革命却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大联合行动。”[4]

革命与改良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至少这种“分明”很可能是后人的想法。试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这本书一向被人们认定为激烈火爆的鼓吹“革命”的作品,但本书虽侧重排满,大鬯民族革命之义,而亦多处论及社会改革问题。故章炳麟为之作序说:“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鼓吹革命的章炳麟已经意识到邹容著作中所阐发的那种为人们注意不够的思想,即革命中包含有“政教学术,礼俗材性”这些社会因素,断不是赶跑一个皇帝那么简单。邹容在其《革命军》说明,革命之工作非仇杀满人即告圆满,盖革命可分两种: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5](P205)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在辛亥革命时期传布广远,也是革命派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这位“革命军的马前卒”对文明革命的思考,足以提醒研究者认识到这一时期革命者所思考的问题,不仅有获取政权的武力革命,也有文明的社会革命,不能化约为“革命”或“改良”简单处理。

革命派媒体的社会革命诉求

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媒体思想,可收窥豹之效。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及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媒体(主要体现在报刊)思想。

革命派的媒体思想主要从《民报》的有关言论中得以体现。1905年,孙中山对在日本的留学生发表演讲时曾说:“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图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孙后代之后祸。”[6](P281)数月之后,他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提出要注意西方强国的“民困”也即民生问题,并认为西方国家将存在“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因此孙中山提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7]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自然建立在他对西方国家长期的观察基础上,对民生问题的强调体现了后起的中国对西方国家治理弊病的后见之明,自然是“取法乎上”的治国论断。发刊词是革命党人媒体观念的集中体现,在鼓吹武力革命的言辞背后渗透出浓厚的“社会革命”观念,论者实在不可忽略。

正如不管是个体还是组织都只能完成计划中的部分任务一样, 1912年以前的革命党只能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而无暇顾及社会改造。但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即开始了“比政治更重要”的民生事业,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按照学者王德昭的统计,在孙中山于1912-1913期间所做的五十八次演说,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此问题的演讲就占了33次。[8](P695)强调孙中山的民生活动不在于评价这位先行者的革命功过,而是当我们研究媒体思想时,从这位革命派首领的思想与行动上,能够发现革命党人“社会革命”的追求,与《民报》“发刊词”的主旨具有言行一致的逻辑。

大体而言,革命党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利用媒体鼓噪革命。孙中山等人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启发和领导民众革命,体现的是典型的“圣人政治”特征(按照刘小枫的说法)。圣人政治式的志士们推翻一个政权是可能的,但对于民生革命或者社会革命,就不是少数志士们的良好愿望能够实现。社会的真正改变,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更需要用历史的“长时段”(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来完成。孙中山本人说过:“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6](P281)在《民报》“发刊词”里,孙中山写道:“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在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7]将常识输贯人心,虽不乏先知先觉者的自命,但从唤醒民众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实际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并非如后人所理解的那样脱离群众,一味要作鲁迅小说《药》里那位“孤单的革命者”。在后继者的话语中,不乏类似的提法,如“改变精神”(鲁迅)、“播种机和宣传队”(毛泽东),可以理解为此一时的媒体观念对革命后继者的影响。

改良派媒体教育与革命的双重诉求

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表明,三大主义其实都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本人对社会革命虽有切实的认识并在民国建立之后立即从事基础建设,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和当时的现实处境,他本人的计划并未实现。就表面事实来看,辛亥革命的反复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违背共和政体所致,但是本质上而论,则是彼时的国民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而产生的符合历史逻辑的结局,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未能协和式推进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受到挫折在所难免,而这一点改良派看的比较清楚。

改良派媒体的灵魂人物无疑是梁启超。但是,要公正评价这位灵魂人物,首先需要认定他为“革命的”先知先觉者。远在戊戌之前,梁启超便宣扬民权,隐言族类,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更为宣扬民族主义不遗余力。而早在《民报》问世前的五六年,梁启超主撰的《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已经对于革命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解释。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这位立宪论者的革命宣传,或许并不次于孙中山。[9](P240)改良派媒体的革命性质,论者不可不察。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立宪派)对报纸的功能和国民的素质问题有系统深入的思考。虽然梁启超的观点以多变著称,但振导社会的理想一直未变。新民与社会革命具有内在联系。梁启超说:“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故一方面,对于根深固蒂之旧思想,常冒不韪以摩其垒;一方面,对于稗贩流行之新思想,亦未尝轻易盲从。”[10](P3584)因此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种种俗见,大力著文反驳。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10](P2215)比起革命派立竿见影的政权争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媒体思想似乎温和了一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办刊物,多有知识的普及和实业的讨论,探讨的货真价值的治国问题,极少托诸空言的政治论说。

以媒体开启民智是改良派媒体的重要特色,而尤以《新民丛报》最为明显。该杂志取《大学》新民之意,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在《开明专制论》《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刊之驳论》等文章中,梁启超反复阐明其“有能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的观点(此类关系到“国民素质”的问题,似乎依然是今天知识分子的重要话题)。[10] [1340]与孙中山等人对西人制度的推崇不同,梁启超对“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的狭义革命并不赞同,他主张中国需要大变革才能自存,这种广义的革命要革的范围其实包含了“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把变革和改朝换代划清界限,改革派和革命派的差异变成“改革”主要由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11] (P381)而当改革遇到挫折时,精英们对“新民”的感受,则显得十分的痛切。革命可以转换国体,却不一定能保障政体落实到民权问题,故革命以后,仍需进一步推动宪政。但宪政的社会根基,实在有赖于现代公民的教育养成,势必要通过“新民”来改造社会。历史学家列文森总结梁启超的生平时说:“他还亲见了一些深刻无形的、历史不可记载的事件,即社会精神气质的变化。在他成年生活的将近一半时间中,他的作品对这种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来没有停止过。”[12](P262-263)列文森对以笔为旗的梁启超在改变社会精神方面的功劳的评价是中肯的,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改良派的“新民”媒体思想更显得深刻。

余论:媒体仍要“化理想为常识”

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认为,“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大众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则提出,传播媒介的功能之一,即是提升社会的教养。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媒体人的社会改造思想,亦当作如是观。对以鼓吹革命为旨归的媒体和以改良为使命的媒体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虽然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事实上都是精英们的政治,但对于“唤起民众”来说,虽然两派投入的精力不同,但都给予了一定的注意。

从社会变迁角度来说,近代以来“觉醒的中国人”往往是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且颇为自觉地运用了媒体的力量,这些文人要完成武人的救国任务,媒体就是极好的选择。知识分子救世的理想,由读书做官到转而求诸媒体,或许也是时代的使然。1905年以后,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了,现代知识分子参与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但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他们透过转型时代而出现的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鼓动民众,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13](P2385)历史的吊诡在于,“群众的力量”逐渐发动起来,知识分子孤军奋战的局面得以改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工农群众”充当了扮演变革(或革命)的主力军后,以先知先觉自命的知识分子们的实际地位反而有所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大环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话语权,不少知识分子继续以媒体人的身份(出版家、著作者、记者等)发表对国家和社会的看法,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似乎与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前驱者们面临着开启民智、关注民生、推动宪政这类几乎相同的社会改造任务。但是,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国人就已经走向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治理路径,中国的任务是“敷设制度性的联系,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制的方法管理。”[14](P228)。换言之,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一场深远的社会改革。这个论断的无疑符合也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状况。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已经无可争议,但是制度性的探索和改革仍然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内容。置身于世界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寻找和阐释深化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路径仍是社会改革者(不仅仅是狭义的知识分子)“未完成的革命”。

总之,近现代以来,媒体的社会改造功能得到了改革者自觉的重视。回顾这段历史,如果能避免革命或改良的二元话语,从而梳理出急剧的社会变动环境下媒体人“社会革命”的内在思想理路,想必不管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研究还是中国传媒思想史研究,都将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1](英)彼得•卡尔佛特著,张长东等译.革命与反革命[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刘小枫.儒家革命源流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日)村田熊二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J].读书2011(9):96-106.

[4]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J].读书[J]2011(9):23-37.

[5]邹容.猛回头[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Z].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孙文.发刊词[N].民报1906(1).

[8]尚明轩主编.孙中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9]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10]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1-6)[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1]金冠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2](美)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3]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A].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1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