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讯社与民国报业格局的嬗变

发表于 辽宁大学学报 2015（2）

齐辉1淡学琴2

论文摘要：中央通讯社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通讯社，它的兴办及经营，对于民国新闻业的传播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央通讯社实力的壮大，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打破了自近代以来重大新闻需依赖外国通讯社的失衡状态。中央社所确立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理念，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平衡，刺激了中国地方报业的勃兴。本文通过挖掘史料，对中央通讯社在中国报业演变中所发挥的复杂作用，进行了重新的定位与评估。

1924年4月1日中央通讯社成立，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作为国民党宣传部的下属部门，初创时期以传播国民党“党务资讯”为主要功能。1932年，萧同兹出任社长，对中央社开始了大规模改革，引进人才，更新设备，改革新闻报道内容与方式，使该社具备了国家通讯社的气象。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通讯社和少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机构，国内新闻史研究确鲜有关注。已有成果则认为，中央社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蒙蔽群众，颠倒是非，中伤人民，极尽造谣之能事”3，加强了国民党对“全国报刊的控制”。4但如深入史料，站在近代新闻产业发展的视野考量，笔者发现中央社对于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业态的嬗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面的。

一、中央社的创设打破了近代中外新闻传播格局的失衡状态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形成了中外新闻传播严重失衡的状态。这种失衡不仅意味着新闻传播力量、传播流向等方面，中国与列强存在着巨大差异，更意味在国际传播斗争中，中国难以掌握话语权。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开设分社，此后法国哈瓦斯社、日本日联社等先后在华开展业务，借助列强势力，攫取新闻市场。但中国媒体确因普遍采访能力不足，重大新闻报道普遍依赖外国通讯社供稿，至此形成了外国媒体垄断中国新闻信息市场的局面。如路透社来华后即“独霸我国新闻市场计有60余年之久”，“对内操纵我国的舆论与命脉，对外无形中成为中国的代言人”。5更有外国通讯社利用身份优势，获取情报，散播谣言，混淆视听，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害中国的国家权益。

传播格局的失衡引起中国新闻界有识之士的高度警觉。中国报界曾痛陈，“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皆取材外电。彼多以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蛊惑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抄载稍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6为与外国通讯社抗衡，国人曾自办一批通讯社，如民国初年上海的国闻通讯社，申时电讯社等，但终因力量有限未成规模。事实证明，用举国之力兴办国家通讯社，打破外国通讯社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已成为摆在中国新闻界面前刻不容缓的课题。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宣布在广州设立中央通讯社。1927年，中央社迁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主管新闻宣传的萧同兹参与其工作，中央社步入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中央社着手于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和塔斯社展开谈判，签订交换新闻合约。但因人员不足和设备简陋，这些协议徒具“象征”意义，中央社“发出的电讯很少为上海各报所采用”。为扩充实力，中央社确立五项发展目标：1、在全国布置新闻采访网络，广泛采集国内各地的新闻，供应全国各地报纸；2、在世界重要国家和地区派遣常驻记者；3、与其他国家通讯社订立新闻供应合约；4、必须用电报传递和传播新闻；5承担国家对外宣传的任务，目标是使中央社“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通讯社”。借助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31-1937年，中央通讯社先后在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等地建立了35家分社及办事处，同时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和香港建立了四处海外办事机构。中央社还收购了路透社在南京和上海的电台，设备和人员在此基础上组建为中央社收报机总台。全国电报通信网络的建立另中央社的实力大增。730年代中后期，中央社陆续与国外通讯社签署了一系列交换新闻的协议：

详见下表8

从1931年至1939年，中央社用了八年时间，逐步收回了外国通讯社的发稿权，依靠实力逐渐打破外国媒体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据马星野回忆，“只有强有力的通讯社，才配同人家谈自由谈合作，不然不是自由而是支配，不是合作而是垄断”。中央社与国外通讯社能签署新闻交换合同，显示了该社在新闻信息的搜集传播能力取得了显著提高。

为增强对外传播实力，中央社于1934年9月成立英文编译组，专门负责中外新闻的编译工作。“当时外国驻华记者并非精通中文”，西方媒体翻译中文新闻有不小的难度。为此，中央社独辟蹊径，引进了一批受过美国密苏里新闻教育的熏陶，笃信新闻救国理念的青年俊杰入社工作。其中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沈剑虹、王家松、徐兆镛、李宜培、曾恩波来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曹圣芬、彭河清、赵炳良、林家琦、潘焕昆、风申等则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英文编辑社成立之初，稿件无人问津，他们决定从北方英文报业打开缺口。该社在天津免费为《天津时报》和《华北星报》提供英文稿件，一天三次。因中央社在“政府公告”，“外交声明”新闻的发布上享有特短很快取得了两家报社的信任，随后“政治新闻，煽情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所不能掌握的中国城市的众多新闻”，也开始由中央社供稿。试用结束后，两家报纸均对中央社的服务满意，遂以每月四十元的价格订购中央社的业务。据徐兆镛回忆，“英文部开办之初，各地外人主办之英文报纸，囿于成见，采用甚少，因本部之努力改进，外报态度逐渐更改，至二十六年抗战开始之前，各地英文报纸均采用本社英文稿，即未发稿各地引文报，亦有抄收英文广播者”。9北方新闻市场的拓展，终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外国通讯社独霸中国新闻传播市场的局面，为中国新闻业独立发展，拓展传播空间，更为日后中国新闻界走向世界开展国际传播片提供了契机。

自30年代以后，中央通讯社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在国际传播中崭露头角。1933年11月，中央社派新闻学术名宿戈公振以特派记者身份出席日内瓦新闻国际会议。此后该社又向马德里、东京、菲律宾、柏林等地派驻记者采访。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央社记者冯有真利用德国无线电设备，“直接将比赛进程，传送回国内”，开中国新闻传播现场直播报道先河。抗战前为掌握日本侵华动向，中央社派国民党资深报人陈博生10筹办东京分设，“这是中央社第一个国外分社，也是中央社迈向国际性大通讯社的第一步”。11抗战期间，中央社记者活跃于印度新德里，美国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苏联莫斯科，南美的阿根廷等城市，发回了大量域外报道。此时，中央社记者已开始与国外新闻同行展开业务竞争，经历了残酷战争考验，进一步确立世界级新闻通讯社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央社向各战区派驻大量战地记者，他们用“普遍与深入的采访，报道战争的演变”。其中李缄三同中国远征军翻越野人山，彭河清随军采访滇西战场，宋德和随美军报道太平洋战场消息，用国人的视角，向世界报道中国和世界反西斯战争的动态。在新闻信息传递速度上，中央社记者彭河清抢在美联社和路透社之前发布了中国军队收复龙陵的胜利消息，而曾恩波则向世界第一个播发了日本在米苏里战舰上投降的新闻，从而赢得了国际新闻界的尊重。1945年9月中央社记者曾恩波与路透社、美联社等世界五大通讯社，共同参与了日本在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投降仪式报道，中央社的国际地位得以确认。12

二、中央社与国内新闻传播的布局的调整

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平衡性导致新闻传播业发展也随之失衡。近代新闻事业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新闻事业发展极为薄弱。中央社的建立及服务为中国地方新闻事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使广大内地传媒拥有与中心城市相同的新闻信息源和发稿速度，进而打破了发展瓶颈。

萧同兹出任中央社长之初，即提出以“专业化”的精神立足于为中国新闻界服务。中央社国内分社，每天上午十点专机抄收来自总社的甲种广播电讯信息到午夜截止。另设发报机及收报机与总社保持直接通报。分社编辑来往电讯使用莫尔斯电码，接收总部发出的国际、国内新闻电码。然后译成中文，送交编辑室加上标题，经校对和油印分发给各地报社。各报社编辑，拿到中央社稿件时都是经过整理的新闻成稿，通常无需再次进行修订和编辑，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报社编辑的工作量。

以往地方新闻业的新闻信息获取极为不便，“大多采撷各大埠的旧闻，于新消息发生数日甚至半月才登出”，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新闻业的发展和竞争力。这种信息落后与闭塞的局面，至中央社通讯网络建立开始发生改变。如杭州《东南日报》为例本为一地方报纸，自设中央社的收报机后，“消息和各大报一般经营，因此大昌”，加之经营出色，其报纸“行销全浙各县，上海各大报的销量因此大跌”。13而武汉和郑州的报纸竞争，因“争抢平汉路的市场”，“汉口的报纸一直占据上风”，“后郑州报纸接受了中央社的消息，武汉报纸只好和郑州报纸平分平汉路的销路”。14无疑，中央社的设立打破了中心城市在报业竞争中的优势和垄断，提升了地方报纸的实力。胡适曾说“有了中央社，才使国内各地报纸改换了新面目，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15中央社的工作提高了地方报社获取新闻信息的能力使之具备了与全国大报相同的信息搜集能力和发稿速度。胡适在安徽绩溪乡居期间，阅读当地的报纸，发现上面刊登的是前一天的国际和国内新闻，对此甚为惊喜，很显然这种情况要归功于中央社的努力。刘豁轩更直言，“中央通讯社的成立，对于全国二流以下的报，有很大帮助，差不多购一份中央通讯社的稿子或买两架无线电收报机，便可以办一个像样的报纸”16

除了为地方报纸提供新闻外，中央社还设立采访部将全国各地方新闻稿件进行汇总、整理和编排，视其价值供全国使用，甚至转发国外媒体。此外，中央社各分社记者还会自行采访和撰写“连载性质的专访和特稿，供本地使用”。即使没有设立分社的地方，报纸只须聘雇三至四个报务员和两至三个电务员，购置一架收报机即可每天可接收一万五千字的甲乙种广播，其信息量足够两张四开地方报纸使用，办报的人力和开支成本节省一半。当时有报人认为，“中央社的消息既真实而且迅速，密码取费也不贵，于是索性将自己的通讯部裁去，专用中央社的稿件，内地报馆也因方便之故，踊跃购取，中央社的经营遂蒸蒸日上，差不多整幅报纸上的电讯，不论国际国内几乎都是中央社的电稿”。17

中央社的存在，使全国各省甚至各县地方报纸具备了京、津、沪等大都市报纸相同的信息资源，它们无需再依赖大报的新闻传播即可独立生存，这是“中国新闻事业上革命性变革”，这进一步催生了地方报业的博兴。为日后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业坚持抗日宣传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使中央社最重要的业务各种新闻广播，仍能每日播发，不稍简断”。181937年9月25日南京中央社总部遭受日本飞机猛烈轰炸，日本通讯社甚至叫嚣，以后将再也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19但仅过数小时，中央社的新闻广播又重新恢复播出。抗战时期，在广大沦陷区爱国报人坚持抗日宣传，他们依靠中央社新闻来保证报纸的运行，镇江《新江苏报》报人包明叔在敌人后方每天接收到中央社新闻广播，该报消息几乎全完依赖中央社的广播供稿，油印报纸，在敌占区秘密发行，20中央社成为敌占区报人获取外界讯息的重要渠道。

抗战时期中央社的报道和服务，为保持中国新闻业实力，宣传国人不畏强敌坚持抗战的斗争精神，发挥重要作用，赢得了中外新闻界的普遍赞誉。《新华日报》陆诒曾赞扬中央社记者的报道说，“当时大部份关于战争的通讯，皆由中央社随军的同业拍发。”21张继鸾则在《赠战地记者》中开篇“我首先要感谢中央社的同人。以武汉为中心的报界，规模都不够，战地特派记者，一般不多，而且是间断的。所以战讯的供给，主要靠中央社，其他各地更不待论”。22

抗战结束前，中央社曾为未来新闻服务提出了未来规划，试图通过社会公营，进一步提升中央社的社会服务能力。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提出，要将中央社建设成为，“全中国新闻共同财产，用合作组织之方式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图迅速之扩充”。他甚至雄心勃勃的宣布，“中央社国际新闻为今后努力的核心，使中央社采访及发稿之地点普及于全世界”，朝着具有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的世界通讯社努力。23

结语

30-40年代，中央社之所以仅用十余年时间，就从惨淡经营的无名之辈，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知名通讯社，得益于蒋介石政府的全力扶持。中央社的发展计划是由蒋介石亲自审批24，其经费和设备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民国政府教育部和财政部划拨。25特殊的政治地位，促使中央社为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服务。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要公文均由中央社负责发布。如报人刘豁轩指，“该社是国民党主办的，虽然在新闻政策上努力减少党的色彩，但终不免有党性色彩”26。中央社尽管标榜其超党派的社会服务理念，但实质上确难以摆脱对国民党政权的依赖，其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喉舌的功能与性质始终未变。

中央通讯社，虽然打破了国人对外国新闻通讯社信息的依赖，但却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新的“权威”与“垄断”。尤其是中国地方报业因采访能力普遍不足，故严重依赖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供稿，导致全国报纸信源单一。故有报人指出，“全国报纸凡中央社所能到的地方，地无论南北，报纸无论大小，新闻内容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标准化’”27同质化的倾向严重降低了中国报业的良性竞争。

中央通讯社对中国新闻传播格局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面的。一方面它是国民党创办的比较成功的新闻机构，打破了外国新闻机构对信息源的垄断，提升中国新闻业的竞争实力，促进了中国报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它毕竟是国民党一手扶持建设起来的新闻机构，虽标榜新闻专业主义的服务理念，却终难摆脱党性色彩。袁昶超曾在《中国报业小史》中说；“在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新闻机构，其组织、规模与贡献，能够胜过中央社的。如果继续有安定的环境，中央社将不难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通讯社，与英美各通讯社并驾齐驱”28，但历史走向往往不按人们的意愿发展。抗战胜利时中央社的达到了的顶峰，但仅过了四年时间就随着国民党的崩溃迅速走向衰落其结果即令人扼腕，更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齐辉，1978-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

基金项目：《从党人到报人-中国国民党报人群体研究（1912-1949）》(2014PY47)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联系方式：

13983456291

1.作者简介：齐辉，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东北新闻史。

2.

3.左东枢：《回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川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1，第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陈旧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第69页。

5.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下册，三民书局，1984年，第571页。

6.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第255页。

7.笔者注：八个城市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广州、香港和西安

8.《中央社六十年》，中央通讯社，1984，第15页。

9.徐兆镛：《英文编辑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二十周年纪念刊》上辑

10.陈博生：国民党资深报人，马星野评价其“懂英文，谙日文，也深稔国际关系，同时有长久的办报经验”对中央社的发展贡献颇大。

11.中央通讯社，《中央社通讯特刊》，第26页。

12.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第224-225页。

13.龚弘：《中央通讯社巡礼》，《中外月刊》，第10卷，第4期，第110页。

14.龚弘：《中央通讯社巡礼》，《中外月刊》，第10卷，第4期，第110页。

15.中央通讯社，《中央社通讯特刊》，第32页。

16.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第224-225页。

17.冯志翔：《萧同兹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第128页。

18.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特刊》，1971，第39页。

19.戴学义主编：《中国自强抗战论略》，第517页。

20.包明叔：《我在新江苏报与萧先生的交往》《萧同兹与中央通讯社》常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63页。

21.许 晔：《抗战时期的中央通讯社》，《档案与建设月刊》， 2009年 第3期 ，第48页。

22.中国新闻学会主编：《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1944年11月20日，第65页。

23.马星野：《新闻自由与中央通讯社》，《新闻自由论》，中央日报，1948年，第27-29页。

24.高仲芹：《萧先生和中央社无线电通讯网》，《萧同兹与中央通讯社》常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21页。

25.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6，第87页。

26.刘豁轩：《中国报业的演变及其问题》，《报学》第1期，第7页。

27.刘豁轩：《中国报业的演变及其问题》，《报学》第1期，第7页。

28.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新闻天地社，1957，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