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9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在新闻学院301报告厅作了题为“网络化身体与网格化社会”的讲座。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主持。

(董天策院长主持）

刘海龙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身体研究的背景。在传统的家族时代，个人的身体不是以自我为边界，自我是家庭和社会的一部分，“我”消逝在其中，身体是与更大母体（家庭、社会）连接的媒介。但在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加关注身体和关注自我，身体已经成为了个人的基本单位，以身体为单位区分个体的社会，“我”的边界在于我的身体。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身体的认知有两个观点，一类认为我们需要回到身体，人从根本上离不开身体，譬如我们正处于关注身体养生与看脸的社会；另一类认为身体正在消失，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肉身，身体正在远离我们，技术构建的赛博格身体正在走向虚拟化。但是数字技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所谓“高大上”技术背后仍然有很原始的一面，人工鉴黄、人工数据标注等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仍然需要人工辅助。未来，脑机接口和植入芯片或许会实现身体与机器的永久连接，但这也意味着身体被技术7/24式随时操控，这反而是人所面临的危机。

（刘海龙教授讲座中）

刘海龙教授指出，在网格化社会，人们用数字技术控制流动性社会。当前社会中城市的人口是高度流动的，从古代的保甲制度到今天的基层社区管理，在网络时代已形同虚设，如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就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网格化管理是渗入社会最底层的毛细血管式的管理方式，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例如身体数据和手机等成为网格化管理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是操作性书写，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化等，都是数据化治理。现代社会的身体是通过数据分类、甄别、建构的主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

与网格化社会相关的是表格社会，文件是从上到下的宣传，表格是自下而上的监控与数据坦白。今天的数据坦白技术或表格化技术是不依赖主体的叙述，且将信息碎片化、数据化。但表格技术具有落后性，是由人来录入和整理的低端数据化；在填表过程中也存在着主体规训，例如很多表格填写过程中，人们总是发现有很多事情都无法填写进去。

刘海龙教授总结道，上述提到的案例都是有关“以静制动”的社会治理知识。例如，英尼斯讲到距离的消逝，人们更加关注远方的事情，忽视了身边近距离的事情。维利里奥提出极惰性，即当前社会具有极惰性，社会的高速运转代替了我们的运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网络化身体、网格化社会或表格社会，当它们组成新的数字技术之后，这些看上去较为落后的技术变得很有效，数字化社会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就在于低端的数字化，机器感知和肉体的感知结合在一起；另外，新的数据的坦白技术出现，建构着新的数据化主体，人是数据化表征个体。二者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治理技术，亦是新的社会主体。

（讲座现场）

在提问交流环节，同学们提问了有关健康码涉及的社会治理技术、直播平台中从业人员身体与平台规制、加速的关系等问题，刘海龙教授回应道，社会治理技术是理念层面的概念，而不指涉具体的操作性；数字化社会每个人所遇到的身体问题，都是加速社会效应的体现，当社会竞争越来越加剧，身体就成为内耗品。

最后，新闻学院副院长郭小安教授做了总结发言。郭小安教授指出，刘海龙教授的讲座信息量非常大，为我们反思传播学知识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考，当前传播学研究的身体转向、物质转向和图像转向等议题，或许会给传播学研究带来新的生命力。

文字：赵海明；图片：冯佳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