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自由主义、颠倒极权主义——谢尔登·沃林政治哲学述评

关键词 谢尔登·沃林 政治性 颠倒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 《政治与构想》

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在美国政治学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不站在70年代兴起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一边，又不与80年代兴起的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为伍，更是与当下占美国政治主流的新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关注面极广，身上有着许许多多前人的影子。从博士论文《休谟的保守主义》[①]，到《政治与构想》[②]，到《过去的存在》[③]，到《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④]，再到《民主大公司——治理民主与颠倒极权主义的幽灵》[⑤]，休谟、洛克、卢梭、托克维尔、杜威等在不同层面、不同时期对沃林产生了影响。

沃林先后在奥柏林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鲁斯和洛杉矶诸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任教，同时还是《民主》的创刊主笔。他指导了很多学生。他们后来都很快成为当代政治理论界的领军人物。[⑥]

这样一位在美国备受推崇的政治哲学家，在国内却并不为人熟知。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亨复翻译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由此，沃林才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就作者了解而言，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较为关注沃林的思想史研究，曾以沃林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除此之外，大陆只有极个别学者比较关注沃林，如陈家琪先生[⑦]、已故的邓正来先生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批判极‘左’倾向的危害之后，中国学人将其注意力倾注于政治改革和改良之类的问题上来，对西方的研究转到对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政治社会的研究，对西方政治思潮的介绍则倾注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对西方左翼运动关注锐减。”[⑧]总体来说，从上世纪70到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是反激进、反左翼的，哈耶克、罗尔斯、伯林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最为走红；而沃林，在美国的政治思想研究阵营中被划到左派行列，自然无法与国内主流思潮合拍。二、沃林是1960年代伯克利大学学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⑨]，难免勾起国人对1989年政治运动的回忆，大多对此讳莫如深，何谈理解？三、沃林反对任何有“总体化”趋势的权力，对日益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在近年国家主义兴起的大环境下，沃林自然不受欢迎。

西方政治学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了关于政治理论传统的争论。这场争论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传统、西方政治经典著作及其阐释的思考。作为一名重要的政治学研究专家，谢尔登·沃林自然也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在《政治与构想》中，沃林从历时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某些不断延续、逐渐变化的政治哲学问题，试图用一种历史的透视法揭示出时代困境的本质；在反对过去政治理论史研究范式的前提下，继续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去发掘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新传统。[⑩]

 “沃林把政治理论史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传统’的历史。而政治哲学则可定义为关于怎样才能‘使政治适合秩序的要求’这一难题的永恒的对话。它通常是对政治社会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想象的政治重建。‘在影响政治哲学家自由思想的一切限制中，没有一项比得上政治哲学传统本身的力量’”。[11]

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了衰落阶段。面对政治理论的“衰落”，谢尔登·沃林开始广泛关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里的中心话题的解释工作，以澄清我们对我们所处政治世界的理解”。他将政治哲学家的思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哲学家对其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发声”；第二个层次，哲学家的探索是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永恒对话作贡献。不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创新理想多宏大，他不过是加入了一场已预设好条件的辩论。因此，他只是政治思想传统的参加者。[12]

作为英美民主理论分支的一部分，沃林对如何“安置如此一个存在着的传统”贡献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修复”了政治理论传统，恢复了政治理论的生命力，复活了整整一代政治理论家的想象力、力量和信心。[13]

一、政治性的“纯化”与“泛化”

沃林对传统政治理论的尊重，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哲学中“政治性”问题的关注上。《政治与构想》“以‘政治性’这一概念作为核心，呈现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辨性的政治思想史蓝图。”[14]围绕着“政治性”，沃林对西方政治哲学史进行了一次极具创新的、深刻的论述。同时，仍是借助“政治性”概念，沃林完成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梳理与批判。在《政治与构想》中，沃林宣称，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性”概念的纯化和泛化，并且把洛克看作这个进程的关键人物。那么，什么是沃林理解的“政治性”？又如何看待“政治性”的纯化与泛化？

在《短暂易逝的民主》[15]一文中，沃林区分了“政治”与“政治性”。他把“政治性”（the political）理解为一种“共同性”：尽管蕴含着多样性，但一个自由社会只要通过公共的协商，集体的权力被用来促进或保护集体的利益，人们就可获得“共同性”。而“政治”（politics）指的是组织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为了获得公共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而展开的合法的、公开的辩论。政治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和持久性的，政治性则是间断的、不常见的（活动）。[16]

自古希腊以来的大哲学家，一直受到不稳定的政治生活状态的折磨，和政治关系网络解体带来的困扰，都试图创立一门能够永久经受住政治变迁的政治学说。他们在其著作中努力构建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杂乱无序”而言的。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及之后的众多哲学家，都是以“杂乱无序的围剿者”面目出现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并不局限于批评和解释，均试图修复一个在意义上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从政治混乱中造就一种政治和谐；试图将“政治”理顺为“政治性”，从而使得现实世界“有序”。由此，“政治性”成为追求“秩序”的一个转喻词。“什么是政治性”这一问题转换为“怎样才能使政治适合秩序的要求”。显然，这里的政治秩序必须是一种“共同的”秩序，它被创造出来处理那些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事务。

政治秩序的“共同性”同时在以下两者中得到反映，一是政治理论家选取的话题范围；二是这些话题在政治理论中被论述的方式。二者实际上界定了“政治性”的范畴：只有涉及到共同体全体成员利益的话题或者面向公众且能够被公众所理解的论述，才能够被称之为“政治性的”。更进一步说，一个联合体之所以是政治性的，就因为它处理所有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将其所有成员卷入一种共同生活之中。

沃林说，政治性的“纯化”指的是政治范畴的纯化而非其消除。[17]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范畴逐渐“侵蚀”政治范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模型开始浮现。这个二元模型在19世纪初，演变为自由主义者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各种政治性机构、权威机构与政治“外部”的社会之间的对抗。二者的对抗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向极致。在法国大革命中，国家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使得之后的自由主义者将其主要任务设定为：在“不触及社会本身”的前提下，扭转和摧毁由1789年培育起来的政治性倾向，[18]使国家的政治秩序转化为社会的经济秩序。由此，政治范畴逐渐被淹没在“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到20世纪，当社会无法抵御官僚机构化的潮流之时，政治范畴重新浮现，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政治范畴已经经过“组织生活的服饰化包装”。于是，曾经为政治秩序拒绝接受的东西被吸收进了组织秩序。换言之，所有组织都有其政治生命，在性质上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纯化”政治性的事件。一次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另一次在21世纪的今天。

古希腊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广场政治”。它关心公共话题，处理公共事务。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辩论。人们与城邦的命运休戚相关。到了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城邦已不再是政治上的重要单元。一种新的巨大的国家形式由于缺乏政治性社会的属性，在依据经典政治理论的准则判断时变得畸形以致无法被理解。随着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政治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纯化”成皇帝、军队将领等极少数人的“游戏”。

21世纪，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下，政治范畴经历了一次“转移”。公民被搬进一个为众多庞大和复杂的“组织”所支配的世界。这些“组织”将社会分解为支离破碎的孤立的个人，并剥夺了个体与共同体接触的机会，将个体禁锢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之中，用其他更令人“满意”的成员身份将公民的政治身份排挤掉。进而，“公民面对着(大政府)，劳工面对着大型工会，白领工人面对着巨大的公司，学生面对着非个人的大学。到处都是组织，到处都是官僚化机构，就像封建主义世界一样，现代世界被分割成由许多城邦控制的地区，但不是《英雄诗史》中的城堡，而是卡夫卡的城堡。”[19]于是，政治再次被“纯化”了。

与政治性日益“纯化”相对的，是政治性的“泛化”。20世纪以来，在社会研究领域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人们对社会政治的兴趣显著衰落；另一方面，社会学家们却一直忙于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之外去发现政治因素。立法机关、政党、法院等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工会的“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转变表明：“政治范畴已被转换到另一个层面，到一个从前曾被指定为‘私人的’而现在却被认为已使旧的政治制度相形见绌的层面。”[20]个人越来越多地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之外寻求满足；政治范畴被并入非政治性的机构和活动之中。

伴随着政治性的“纯化”与“泛化”，现代社会演变为一个巨大的组织，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逐渐丧失其普遍性与特殊性。政治变得既“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其后果便是既掩盖了政治高压的运行，亦掩盖了那些涉及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性问题。此外，政治性的“纯化”与“泛化”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多元主义的兴盛，进而产生了这样一副图像，

社会成为一系列密集的小岛，各自向着政治上的自给自足发展，各自力求吸收个别的成员，没有一个和另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建立任何自然的联系。……因此，在当代关于社会宇宙的构想中，广义上的政治社会业已消失。[21]

沃林在《政治与构想》（初版）的末尾，呼唤复活政治性，以此反对社会的多元主义概念。他将“政治性”理解为对一个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事物。[22]沃林自己亦意识到，这种“呼唤”或这般“理解”可能会遭致“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亦在竭力重新坚持政治性（政治范畴）。于是，当下的核心问题变成：我们如何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团体主义或多元主义造成社会解体的时代），采取一种“非极权主义”的方式来重申政治性（政治范畴）？

非极权主义社会的任务就是要抑制多元主义的过分行为。这意味着承认指派给个人或他所接受的角色并非对公民身份的一种完全替代，因为公民身份提供其他角色所无法提供的东西，也就是使当代个人的多种角色活动和关于不同的角色应从一个更一般的观点来审视的要求联合起来的综合经验。这进一步意味着必须作出努力使政治艺术恢复成为力求进行综合性指导的艺术，一种比任何团体或组织所提供的更广泛的艺术。最后，这又意味着政治理论必须再一次被视为涉及对于人们来说纯属一般的和综合性的，一种共同参与的生活的知识。[23]

如此一来，沃林对传统政治理论的“呼唤”就显得更为意义深远了[24]。因为，政治理论传统可以“保存”并“展现”过去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微妙关系，为我们更新当下的政治理论，理解当下的政治实践提供重要参考，提醒我们牢记以往的“政治困境”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以及前人做出的不懈努力。

二、两个“敌人”

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敌人，同时成了沃林的“敌人”。对二者的批判贯穿了沃林的整个学术生涯。

沃林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了。他的二战经历，使其对极权主义有更切身的体会。战后，他在期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极权主义的暴行。到了2004年，在《政治与构想》扩充版中，沃林对当今的美国政治作了一个极富争议的判断，认为美国今日已经是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大公司：治理民主和颠倒极权主义的幽灵》中，沃林对“颠倒极权主义”进行了阐释。这当然不是巧合。可以说，“极权主义政体”的变迁影响着沃林的政治理论表达。

沃林坦言，他创造“颠倒极权主义”这一用语，是为了强调两种截然不同但未必互相对立的趋势的特殊结合。一个趋势是战后美国及许多西欧政府控制和影响公民的权力得到增强；另一个趋势是反对严格管制的自由民主变革也不断涌现。二者之所以未必对立在于，这些变革都有助于“授权”；它们可能同时促成分裂和打击反对派，使之难以形成有效的多数，然后易于分而治之。沃林并未将当下美国政治体系看作纳粹德国的一个复制品。他并未声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极权主义政体”，而是以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理想类型，用来识别某些朝着总体化力量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全部归结在“颠倒极权主义”的概念之下——并且在一个崭新的但仍属于试验性的政体即超级大国中达到高潮。[25]

沃林指出，“颠倒极权主义”诞生于一种对权力的“构想”。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可被定义为一个拒绝接受任何外来限制的扩张的力量体系。对内，它压制国内所有异己，实现对民主的“治理”；对外，它输出“民主”，在国外建立自由市场，确保自身能源需求得到满足，维护与世界各地“友好政权”的关系。与此同时，它竭力保持军事优势，把先发制人的战争正当化为官方信条，公开致力于统治世界。

由于该力量体系有着与立宪民主的基本原则针锋相对的种种倾向，因此沃林认为它是极权化的。在《民主大公司》中，沃林对比了“颠倒极权主义”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并对前者进行了深入而细致地批判。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身份由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则由公民所赋予，公民能够参与、行使权力并影响政策的制定；而在“颠倒极权主义”下，公民的身份由“超级大国”确定，公民更像是承受长期痛苦的“患者”，且被“选民”所取代。在选举期间，公民成为虚拟参与者，并未真正实现其政治权力。与此同时，政治上有组织且有大量资源的利益群体在不断发展；公民流离失所，不能与本应代表他们的立法机构直接联系；选举的主要目的成了“游说议员”。……沃林说，这些现象导致了公民的非政治化，也是他将该制度称为“颠倒极权主义”的原因。[26]此外，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民主首先与平等相关——与公民权力的平等以及利益分配的平等相关。换言之，民主在其根本上要保障公民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颠倒极权主义”的主要目标不是保障公民利益，它掏空了民主的实质，制造出一个个民主神话，以此掩盖自己的权力扩张。

沃林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与构想》初版末尾，沃林谈到了“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的衰落”，这向他自身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穷尽自由主义之后，民主之路在何方？沃林意识到，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无法找寻到民主的出路。“而要跳出自由主义的藩篱，还必须对民主的自由主义根基来一次釜底抽薪——才能将民主与自由主义分离开来”。[27]

在沃林看来，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神经质的意识形态，它受到焦虑如此折磨，以至于被迫用利益替换了道德，用组织替代了政治。在《政治与构想》中，他找寻到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的新的政治思想传统，即：先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激进主义[28]。沃林认为，自由主义者们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思想传统。他试图将民主从自由主义那里分离出来；而分离的关键便是对后者进行“清理”。通过批评自由主义将哲学局限在“自然状态”，揭露其将政治社会的延续与经济财产建立永久联系的企图，揭示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产生于恐惧滋养于不抱幻想的“神经质”哲学，沃林完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清理”。[29]

综上，沃林对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既是他建构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回应政治现实的需要。沃林批判二者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其权利与权力诉求。

三、批评与反思

（一）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公民

沃林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实践感的政治理论家。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一直关注并支持学生运动，强调公民参与。他这一生都在用政治理论践行政治实践，甚至在其80岁的高龄时，还写作《民主大公司》，试图用理论干预政治现实。我们也可以从沃林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中，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实践感的政治哲学家。

政治理论可以被笼统地定义为一个一般的关于当前存在和集体福祉的传统术语。它首先是一个公民性的，其次才是一个学术性的活动。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政治理论参与集体的存在和它所产生的权力与政治经验是至关重要的。[30]

对于沃林而言，研究政治理论不仅仅是要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更要紧在于唤醒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参与到政治现实之中，对抗各种“不平等”，对抗各种“权力机构”，进而改变世界。

由此，在美国学界，沃林常被划入“激进主义”或“（新）左派”。但是，沃林本人对此并不认可。在《民主大公司》中，沃林认为，在美国，左派仅仅包括自由主义者，偶尔包括“民主党左翼”，从不包括民主主义者。[31]作为一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沃林自然不愿被划入自由主义的“左派”。应该说，沃林的“左”，继承的是他梳理出来的共和国时代的短暂的民主激进主义传统。他的“左”更适合理解为对一统天下的自由主义的挑战，对自由、平等更为决绝的追求，以及对任何一种权力总体性倾向的警惕与反抗。所以，沃林不属于“左派”。甚至可以说，他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独行侠，是一位政治哲学家的公民。[32]

（二）平等与权力

为了找寻到沃林在美国政治学界的独特性。我们不妨将他分别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中进行比较。

沃林批判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和社群主义的“积极公民”、“政治社群”等概念，倡导一种更为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

沃林认为，自由主义者推崇“守夜人”政府，试图将政府的权力维持在最低限度，以为市场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自动调节，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与民主是有内在冲突的。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权利的获得，但不会去调整结果的不平等；民主则强调政治参与的价值，也就是要用民主决策的方式去纠正这种不平等。

此外，沃林的论述中也不乏对社群主义的批评。首先，社群主义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社群，主张“强国家”，这正是沃林在《民主大公司》一书中竭力批判的：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这里指“强国家”）正在取代过去所熟悉的民主。其次，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认为公共权益优先于个人权利。桑德尔强调权利绝不可置于公益之上，向往那种以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一个实质性公益（substantive common good）的观念所组成的社群。在沃林看来，这样的社群是与现代民主相抵触的，因为，任何特定的权力合法性在今天都不再具有终极的保证，追求一个整体目标，有可能会助长权威性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两大主流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推崇凯恩斯主义，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主张政府更多干预经济生活，扩大社会福利来缓和阶级矛盾。与此相对，新保守主义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进行了重新阐发，坚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沃林看来，新自由主义虽然注重了公平，“但仍然延续自由主义重经济结构的思路，试图发展出一套以法学、经济学为主的公共哲学，这就使得这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成为一个纯粹‘管理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对于沃林而言，政治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对不平等的反抗。”[33]而新保守主义虽然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干预，但是对于国家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却推波助澜。同时，由于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放任自流，导致公司权力过度膨胀，进而威胁到公民的自由。

由上我们可看到，沃林在当代美国政治学界具有其独特性。不论批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还是批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都表现出他对“平等”这种价值的诉求，以及对任何一种趋于总体性的权力的批判，不管这种权力指向国家还是公司，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换句话说，沃林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解甚是深刻，在追求三者的道路上比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更为彻底、更为激进。

（三）“自由主义敌人”的“敌人”？

在后现代语境里，批评自由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在当代政治理论家中，卡尔·施密特与列奥·斯特劳斯可被看作自由主义的两大劲敌；而像汉娜·阿伦特这样的特立独行者也要来凑凑热闹。表面上看，沃林与三者是“同道中人”，但实际上，在批评自由主义的队伍中，沃林的思想具有其独特性。

沃林与施特劳斯都反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曾同时在同一个刊物发表相关评论[34]，但是，沃林察觉到施特劳斯文中潜藏着一种对民主的反动意味，进而对之进行“炮轰”，由此也拉开了二人持久的辩论。后来，在《驯化君主》一书中，施氏弟子曼斯菲尔德还对此“念念不忘”，批评沃林本质上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指责他带着“精英品质”对施特劳斯的攻击，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实证主义”。[35]

西方学者常把沃林与施密特、阿伦特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沃林与二者有一定相似性。这三个人的关系确实值得玩味[36]。粗略看来，沃林与阿伦特尤为相近，甚至连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大部分重合的[37]。沃林批评阿伦特受托克维尔影响[38]，不信任大众，同时完全推崇古希腊式的政治参与，将“政治”理解为一项追求荣誉的事业，没有认真考虑现代公民所处的语境，要知道现代公民并没有那么多的“闲暇”，他们除了参与政治，还必须参加工作。由此，沃林批评阿伦特得出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公民理论­­——这自然也是沃林所抵触的。那么，是否沃林与施密特更为相像呢？虽然二者都将“纯粹性”赋予政治领域，竭力反对其他事物侵蚀该领域；虽然二者都试图分离“民主”与“宪政制度”，但是，二者却是“同途不同归”。施密特最终发展出一套通过“决断”和“区分敌我”，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理论”；而沃林则不遗余力地批评国家的权力集中和极权趋向，他更在乎的是现代社会中民主能量的释放。尽管二人都抵制现代国家的“总体性”趋势，施密特的方式是“精英主义式”的，将视角瞄准权力的顶端，而沃林采取的方式却是“民主主义式”的，公民才是其落脚点。

此外，沃林也不同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39]认为他们无法解决21世纪的现实政治问题，相反，他强调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民主，即通过可以使人们聚集起来处理问题的团体、组织、协会、机构等来实现民主[40]。另外，沃林还强调民主的“瞬间性”。在《民主大公司》一书中，他为民主绘制了这样一份愿景：

民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是短暂易逝的，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民主的目标是如今国家的“超级力量”，“民主参与”的前提是要瓦解现代国家的总体性力量。[41]

这就揭示出沃林政治哲学最具特点之处，即提防与警惕任何一种朝向总体的权力，同时恢复“政治”的抗争特性，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积极的政治参与。

沃林对美国的批评，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现实政治具有参考价值。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制度等都不健全时，势必会呼喊“强国家”的出场。而当国家与企业（财团）“合谋”或者“合二为一”，国家力量日益强大，社会空间极易被压缩殆尽，公民将远离政治，完全退回到私人领域，虽然人们可以在“3S”[42]之中歌舞升平，但是政治冷漠中却潜藏着巨大的隐患。

我们不妨用沃林的理论及方法来对比分析“罗马帝国”与当今的“强国家”（在美国，指的是“超级大国”）。沃林认为，帝国君主政体在罗马建立之后的数个世纪，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贫穷的时期。而当时政治思想的衰落，是由于哲学面对集中化权力时的失败所导致的。实际上，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后，美国的政治思想也日益衰败；其政治哲学的枯竭也是“超级大国”权力的不断扩张造成的。与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状况相似，面对空间的扩展、权力的集中和选民前所未有的扩大，当今美国思想界亦无法提供一个既是政治性的又易于理解的新的理论结构。正因如此，沃林提出“颠倒极权主义”，试图为理解当下政治现实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个新颖的视角值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强国家”反思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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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塞拉·本哈比主编：《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The political、Liberalism、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Study on Sheldon S. Wol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u Junjie

【Abstract】Sheldon S. Wolin made a contribution to inheriting and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s.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an be broadly summarized as “one feature two critiques”, “one feature” is the political, “two critiques” is the criticism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liberalism”. Wolin declar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Experienced “purif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Today,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re unable to provide a both political and understandable theoretical structure. Because of this, he proposed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ality. This new perspective is worth all the “strong state”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 and learning.

【Key Words】Sheldon S. Wolin, the political,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liberalism,   

              “Politics and 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