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本文已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摘 要]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关键词]网络谣言；政治诱因；非理性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它是普通民众获取信息和政治参与的替代渠道，是社会舆论和社会生态的一种投射，越是在重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越容易催生出谣言。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便捷性更是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现实土壤，给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今打开网站，各种谣言泛滥，让人眼花缭乱，如2011年山西、杭州、云南等地的地震谣言，江苏响水县的爆炸谣言，日本地震“核辐射”谣言，2012年的武汉雾霾谣言，“军车进京”、中学生被局长轮奸等谣言，一度引发了社会的恐慌，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从当前有关谣言的研究来看，现有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个人情感如焦虑、不安、压抑以及个人理性(有限理性、不良企图、趋利避害)，谣言往往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而把谣言放在中国特定政治背景下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尝试以谣言与政治的理论整合为基础，通过政治学视角对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进行剖析，陈一孔之见。

一、谣言与政治：相关理论梳理与整合

谣言与政治的关系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边缘地带，事实上，谣言与政治相伴而生，天然具有政治属性。

（一）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是权力的补偿渠道

美国传播学者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谣言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谣言。“不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哪一个领域，谣言无处不在，因此，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1]。此外，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对官方舆论的挑战，是一种反权力。“谣言是对当局的一份报告。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2]。”可见，在卡普费雷笔下，谣言事实上是一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它有时是官方信息的补充，有时还是官方权力的一种挑战，尤其是当人们为了获取真相，对官方解释不满意时，公众更容易捕捉谣言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给官方施压，并迫使官方出来解释、澄清或者辟谣。

此外，有学者认为谣言在特定时期，是权力的补偿渠道，尤其是对社会底层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他以乾隆年间的“叫魂”妖术大恐慌为案例，探析了谣言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并把谣言传播与中国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和权力分配体系联系起来，拓宽了谣言的研究视野，深入揭示了谣言的权力补偿功能，“在人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即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楚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下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得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者打击自己的敌人[3]。”

（二）谣言是政治抗议，是“弱者反抗武器”

“抗争政治”是由美国社会学者蒂利提出，蒂利把抗争政治定义为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具体来说，抗争政治，就是处于从议会政治到暴力革命之连续谱中的民众广泛而间歇性的反抗、斗争活动;从和平请愿、纵火、抗税、抢粮、暴动到有组织的罢工、游行、集会乃至大规模革命都可称为抗争，这些抗争与国家政治的互动联系起来就是抗争政治。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争政治由此而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三者缺一不可[4]。

尽管蒂利的研究主要是想通过一种新的视角考察西欧民主国家的形成及现代民主的运行机理，但抗争政治的解释模型，却迅速扩散到不同研究领域，极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有学者借用“抗争政治”的概念，用它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如中国学者于建嵘将蒂利的“抗争政治”概念置于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提出包括谣言在类的集体行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底层进行政治抗争的武器。他把当下群体性事件划定为集体泄愤行为，本质上是非直接利益型的泄愤性冲突，其重要特征是无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无规则底线。这类事件发生的逻辑是“在事件刚发生时，涉入事件的主要是事主本身或其亲属，是一种直接利益关系，但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多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事件中，并对事件的扩大升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大多数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在其社会经历中，可能遭受过某些不公正待遇”[5]。我国政治传播学者胡泳则把谣言理解为一种政治抗议，“谣言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特殊爆发，是弱势群体进行政治抗议的特殊渠道”[6]。尤其在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法律不健全的情形下，谣言的抗议和防卫功能更为突出。周裕琼认为：“谣言是弱者反抗的权力，谣言将弱者作为武器，造势、解释、用势，为草根赢得舆论的同情，同时，通过行动动员、野闻直播和在线参与等方式，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催化、阐释且重构了群体性事件[7]”。

（三）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有学者把谣言与政治参与结合起来，认为在特定情形下，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参与，它有时是号召性的，有时是鼓励性的，还有时候是抵制性的。如日本学者涩久保把谣言称为一种集体求知的过程，他把谣言当做一群人的智慧，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答案的过程。我国学者陈新汉侧重把谣言理解为社会评价体系，强调“谣言是在受到社会挤压下社会舆论的非体制化产物[8]”；还有学者把谣言看做一种特殊的政治监督手段，如王利平认为谣言是弱者反抗的权利，它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监督的不足[9]；此外，苏萍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中，指出谣言事实上是当时士大夫动员民众参与反教运动屡试不爽的手段[10]；张雷认为谣言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员手段，“以非政治形态甚至娱乐形态出现的谣言，如果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蛊惑性，也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心理。谣言在遇到合适的政治温床，经过传播与演化，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挟带了传播者的情绪、怨恨、希冀，最终可能导致群体性的政治动员行动[11]”。

二、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基于中国的政治现实

从以上谣言和政治的研究综述来看，尽管当前专门的论著并不多见，且比较零散，但是通过相关理论的梳理和整合，我们发现，谣言与政治动员、政治表达甚至政治反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现实下，由于现实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谣言与政治参与、政治表达和政治监督的联系更加紧密，它在某种情形下扮演了补充、激活甚至替代功能。

（一）谣言与“气”的累积：“集体记忆”、“政策沉淀”与底层情绪

中国社会学者应星在《“气”与抗争性政治》以“气”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本文借助“气”这个概念，认为谣言的产生于“气”的累积相关，“气”主要包括“集体记忆”、“政策沉淀”和“底层情绪”。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12]。“集体记忆”会影响人的认知判断，在某种情形下会造成“刻板意见”，因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公众会有意无意把过去的经验、语言习惯、思维和文化模式或个人的动机情感等掺杂在其中，从而导致信息的失真与异化。我国学者李若建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毛人水怪”谣言时，借用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建国初期社会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无意识传承下来的关于妖魔鬼怪的集体记忆，受到治淮水利工程这一事件的激发，催生出横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涉及上千万人的重大谣言。[13]

“集体记忆”除了与历史素材有关外，还与现实政策的记忆残留相关，有学者因此提出“政策沉淀”的概念，如陈娇娥把“政策沉淀”定义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残留，是前期政策结果（政策利益导向、政策执行状况、政策效果等）对后续政策的潜在影响或正负效应[14]。政策沉淀会影响公众的判断，会形成某种刻板意见和路径依赖，当一新政策出现时，原有的政策残留印象将会被激活，导致公众的思维定势。如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问题频发，由于某些地方处理不当，带来的负面政策残留在有些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由此形成了尤为敏感和焦虑的心理，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以江苏响水爆炸谣言为例，2011年2月10日凌晨，江苏响水当地曝出一则“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的消息，闻此消息的居民恐慌不已，特别是该化工企业附近的陈家港、双港等镇区群众，陆续冒着严寒和外面正在下着的雪跑出家门，引发万人大逃亡，在这谣言引发的大规模恐慌行为中，出现多起意外事件，其中最惨烈的是发生在响水县双港镇的一起翻车落水事故，这起事故导致4人身亡。尽管响水县政府在2月13日通报事件本身是“一起由谣传引起的群众恐慌事件，”两名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殷某已被刑事拘留，但是，这起爆炸谣言的深刻原因，却不仅仅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那么简单，从本质上来说，这起网络谣言与公众的集体记忆和负面政策沉淀相关。经调查，响水县化工园区近年来发生过两起导致多人伤亡的安全事故，如2007年11月27日，园区内的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010年11月23日，园区内的江苏大和氯碱化工公司发生氯气泄漏，导致下风向的江苏之江化工公司30多名员工中毒。这两期爆炸事件已经给公众心理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痕迹，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群众神经紧张。而且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从2002年来已吸引40多家化工企业入驻，附近村民认为化工企业有污染和安全隐患，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无果，村民的恐慌越聚越大，最后谣言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荡，难怪附近村民说：“一听说化工厂要爆炸，不管是不是谣言，先跑再说，保命要紧，而且大家确确实实闻到了刺鼻味道”，甚至有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后再听到类似谣言，他还是会选择逃跑。

此外，谣言还与底层情绪、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在2012年人民日报统计的十大网络谣言中，大部分谣言主题集中在公共安全、社会公平、政府公信力方面，触及最多的仍然是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城乡融合、民众政治参与等社会深层问题，这些谣言的背后，其实与社会矛盾和公众长期形成的“底层情绪”密切相关。2010年年人民网调查显示，中国未来存在十大挑战，腐败、分配不公、房价、信任危机、社会公共安全等名列前五位，和我们统计的2011年以来中国十大谣言具有很高的吻合度。而2012年“两会”期间，根据人民网统计，微博热词排行榜前五位是：房价调控、食品安全、收入分配、腐败、公共安全，这些领域也是谣言的高发地带，所以，尽管“谣言的信息内容在多重的传播过程中经过剧烈的扭曲，但奇怪的是万变不离其宗，网络谣言事件似乎总能归入普通老百姓与以权势人物为代表或是公法部门的公权力的对立模式之中，这绝非偶然。民众对社会的不公正与公权机关滥用权力形成了“刻板印象”，以至于在每一起具体的事件中，公众会不自觉地倒向一边，将矛头指向政府、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和腐败等[15]”。

（二）网络谣言与政治参与结构

网络谣言和网络主体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根据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80%以上是39岁以下年轻人，29岁以下网民占56.7%，大专以下学历人群中超过70%，学生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约为30%，是网民中比重最大的一个群体，需要指出的是，3000元以下的网民仍然占据70%以上[16]。整体而言，中国网民的主体结构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学生化、底层化特征。网民结构势必影响网络参与的方式和内容。比如年轻化使得网络参与富有激情和冲劲，但同时也容易冲动和非理性；而知识化提高了参与的效能，但也会导致参与目标的理想性和虚幻性特点。一项调查显示，在互联网中，相当数量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是出于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考虑，而是凭着心中激荡的冲动参与政治，有时甚至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表现出负面性、发泄性和破坏性。上述参与特征综合在一起，很容易导致在参与过程中，信息传递的选择性失真，从而引发谣言的产生。

另一方面，当前网络谣言频发的和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现状密切相关。尽管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水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改善，但仍然受很多现实因素限制，导致总体水平不高。201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政治参与报告》，该研究报告设定了中国政治参与的5个指标评估体系，以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政策参与、接触式参与、参与意识和参与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为体系，每个一级指标1分，总分为5分，在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已有问卷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该报告综合评估了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得分为2.115分，处于中下水平，其中，接触式参与水平得分最低，如监督权、表达权、知情权等在现实中受到诸多限制[17]。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现实的障碍，激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但同时，现实社会矛盾容易在网络空间被聚焦放大，引发非理性行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充斥着解构、质疑和怨恨的非理性因素，“因为在互联网上，人们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和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于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18]。”从这一点来看，网络谣言表面上是网民的非理性参与，实质上是非制度化参与，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和替代现实中制度化参与渠道的不足，比如为了求真相而通过谣言来达到求知的目的，为了监督而通过谣言来“中伤”官员，而对敏感的政治事件，通过谣言这种“安全”的传播渠道，有时确实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功能。

从当前中国政治现实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转型时期，公众心理在这一巨大的变革中极易波动，容易处于焦虑和不安状态，而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疏导，在特定的情境刺激下容易引发谣言的产生，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群体相互暗示和感染下容易造成“集体狂欢“景象，因为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且活跃，并且非常之敏感，很容易受到一些形象化词语和事物的影响，制造出集体狂欢的幻觉，人将会变得更加大胆，无所顾忌，甚至癫狂。勒庞甚至认为群体心理的耦合和相互感染容易引发政治动员，“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19]”如果说在口口相传的年代，公众容易通过传播谣言来获得虚幻的满足感的话，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更是把这一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在网络空间，海量的信息与公众夹杂的复杂的情感极易发生化学反应，引发“蝴蝶效应”。如2010年2月20日至21日，关于山西一些地区要发生地震的消息网络等渠道疯狂传播，由于听信“地震”传言，山西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数百万群众2月20日凌晨开始走上街头“躲避地震”。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9.0级地震，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而这起严重的核事故竟然由于谣言在中国引起了一场令人咋舌的抢盐风波，经查证，3月15日中午，浙江省杭州市某数码市场的一位网名为“渔翁”的普通员工在QQ群上发出谣言：“据有价值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随后，这条消息在网上被疯狂转发。到了16日，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发生抢购食盐的现象，许多地区的食盐在一天之内被抢光，期间更有商家趁机抬价，市场秩序一片混乱。

（三）谣言与官方公信力

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重要简化机制，它发挥着润滑剂的功能，可以降低社会风险和交易成本，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社会学家卢曼把信任定义为遇到不确定风险时的一种非理性选择，是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简化机制，“不管组织与理性计划怎样努力，人们不可能根据对行动后果的可靠预测来指导所有的行动。仍有剩余的不确定性有待处理，也必须有一些角色，其任务就是妥善安排这些不确定因素。信任，就是妥善安排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角色，它把其余的可能性用括弧括起来，就像些可能性不存在一样采取行动。”[20]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有赖于以下三类子系统：最外层是政府公信力，这是社会形成信任的前提和保障，中间层是“简化系统”的信任，比如文凭、名牌、专家、组织等；最微观的是人与人的信任。[21]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公信力的三个子系统都出现了问题，如政府公信力由于政策的不连贯、不透明以及不公正受到损害，简化系统尤其是专家系统权威性受到很大质疑，甚至专家被网友调侃为“砖家”，微观方面人与人的信任仍然没有淘汰“差序格局”的窠臼，这种情形下，谣言就会趁虚而入，应验了卡普费雷那句名言，“当公众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最终将会相信一切”。

以山西地震谣言为例，可以很好清晰说明谣言与公信力二者的关系。2010年20日17时40分左右，造谣者李晋荣把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开始在网上传播，另一造谣者付文晖在20日23时15分把这则消息进一步改编成“我爸的一个朋友，国家地震观测站的，也是打电话来，说震的几率很大！大约是90%的几率，愿大家好运！”，到了 2月21日5时左右，造谣者张鑫则直接宣称周边谣言已经发生，劝大家赶紧逃命，他把谣言改编成“山西2010年2月21日地震消息，据官方报道，山西吕梁地区死亡36人，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晋中、太原、大同等地未来72小时可能发生不下30次余震，余震范围包括山西晋中、晋南地区、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大家及时防范”。而造谣者朱宏国走得更远，他直接造谣说山西太原、左权、晋中、大同、长治地震已经死亡100万人，请大家赶紧逃命。可以说，在上述地震谣言的一连串扭曲、充足和改编过程中，相关权威部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甚至当地地震局的网站还无法打开，导致地震谣言在网上愈演愈烈，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结果是，山西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数百万群众走上街头“躲避地震”，在广场、公园等地，夜不归宿，甚至开车逃往外乡，直到21日清晨6点听到山西省政府的公告后才陆续回家，但仍然有大量的市民处于质疑观望中，甚至有网民直接质疑政府和专家的公信力，如网友gnmob发帖“谣言初始，老百姓谁知道那是谣言？当然是命要紧。问题是，“有关部门”、“有关专家”没有谁很快出来告诉大家到底是震还是不震，这才有了百万百姓躲地震的宏伟壮观场面。造谣者固然可恨，“有关部门”当然也难辞其咎！7、8个小时里，“有关部门”们在干什么”；网友鬼文子则质疑：“地震局老是预测错，或者根本就没有预测，一帮人拿着纳税人的钱，只会玩些马后炮的套路，地震发生了就说这必然那必然，没有发生地震就大骂预测错误的民间人士是“恶意造谣”。总之，官方没有公信力了，所以大家只好相信非官方了”；而网友秀才江湖声称：“1月22日山西地震局在媒体上辟谣说近期山西不会有地震，1月24日上午，山西河津市发生4.8级有感地震，运城全市普遍有震感，经过这次忽悠，问天下，谁是专家？山西人民还会把山西地震局的人当专家吗？山西地震局，你们还好意思以专家自居吗？赶紧回家抱孩子去吧。除此之外，而更有网络用调侃嘲讽的方式表达了对地震局官员和专家的不信任，如“专家一辟谣，赶快买账篷”、“ 以后记住,辟谣就是预报.人家也是一番苦心嘛”、 “某个传闻，只要主流一辟谣，成真的可能性有80%以上”。

相比较而言，2012年6月发生在武汉的“雾霭爆炸谣言”，由于政府反应及时，疏导舆情得力，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2012年6月11号上午，湖北武汉全城被罕见的灰黄色霾笼罩，能见度极低。有微博谣言称青山区化工厂发生爆炸，导致有毒气体泄露，导致武汉全城大雾。这一说法引起了当地网友的恐慌，很快各种谣言如火灾、农民焚烧秸秆、武钢锅炉爆炸等充斥在网络空间。针对此现象，当地政府部门的反应非常迅速，在4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均作出澄清，有效遏制了谣言的扩散。在2012年人民网发布的舆情排行榜，“武汉雾霭谣言”在政府应对指数、地方公信力、网络技巧的整体表现排在第三位。可见，政府的及时回应以及对网络舆情的合理舒缓对谣言的控制和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结 语

从谣言与政治关系来看，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在中国不仅是一种非理性政治参与，更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果仅仅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视角，把谣言贴上非理性标签，奉行“传谣—辟谣—惩戒”的老路，很难会有让人满意的结果。从大量的网络谣言的案例来看，网络谣言的频发表面上是个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致，但实质上，网络谣言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息息相关，所以不难解释，一旦涉及到社会和政治敏感问题的时候，公众很难做到平和与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在推动谣言的传播。从这一点来说，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公民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社会环境的改善。当局者对于谣言的整治，应该深入到社会心理以及公众舆论中去，提供自身公信力，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缓解公众底层情绪，这才是破除不利谣言的治本关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