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寡头化铁律：“沉默的螺旋”理论适用边界的再思考

注：本文已发表在《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

摘要

“沉默的螺旋”实质上揭示了舆论的“寡头化”倾向，诠释了舆论的“不完美”而不是“非理性”状态。“沉默的螺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真正意义上的“反沉默的螺旋”指的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下舆论的多元化呈现。中国的网络环境为“沉默的螺旋”理论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土壤，如意见气候的感知更为明显、公共事件的道德性突出，情感动员效应强大，议题的“序列化”报道等。因此，从原始文本出发，重读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审视该理论引发的种种争议，思考它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沉默的螺旋、反沉默螺旋、寡头化倾向

作者简介：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邮：

本论文属于重庆大学交叉学科重大课题“中国网络抗争的情感动员机制研究”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CQDXWL-2014-Z010）。

The Oligarchy Tendencyof Public Opinion:

A Rethinking on Applicable Boundary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GUO Xiaoan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ilence Spiral reveals public opinion tendency of “oligarchs” in essence, explains the public opinion’s “imperfection” rather than "irrational" state.The spiral can bedivided into two directions, top-down and bottom-up. The true sense of "Anti-silence Spiral” refers to the diversity of opinions within the “opinions of free market”.The networkenvironmentof Chinais suitablefor the "Silence Spiral Theory”,forthe more apparent perception of the opinion climate, the strong morality of public events, the powerful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e extremes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outstanding phenomenon of populism. Therefore, thinking about its adaptability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read Neumann’s “Silence Spiral Theory”.

Key word

the spiral of silence,tendency of oligarchs, anti-silence spiral

Author

Guo Xiaoanis researche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atthe Journalism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n Chinese network resistance”. (Project number：CQDXWL-2014-Z010)

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她所构建的群体意见的螺旋状结构模型被公认为舆论学的重要发现。诺依曼的理论既富有哲学思辨，又依托严谨的实验和定量研究，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研究者很难理解她的全部思想要旨，以致众说纷纭，褒贬各异：放大她的结论者有之，以思辨的方式否定她的定量研究方法有之，检验其实验研究变量的有效性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者有之，在此基础上发掘新的变量者也有之……随着媒介环境从大众传播向网络环境的转变，“沉默的螺旋”理论的适用性引发了更大的争议，“颠覆论”、“复活论”、“变体论”等理论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提出“反沉默的螺旋”的观点。从近年来的研究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实证分析，或数据挖掘、或实验、或建模，推进了相关研究，但是，过多的技术分析也容易将研究工具或测量手段得出的数据等同于研究对象。因此，从原点出发，重读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审视该理论引发的种种争议，思考它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主要争议与质疑

“”理论由德国者·诺埃勒·诺依曼在1972年在东京举办的世界心理学大会提出。诺依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下，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强势观点大声疾呼，弱势观点保持沉默，这样的现象不断自我循环，一方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且缄口不言，这就是被人们成为沉默的螺旋的过程。”(诺依曼,2013：5)“沉默的螺旋”理论暗含以下四个假设：1.社会向有偏差的个体施加被孤立的威胁；2.个体能不断感受到被孤立的恐惧（准统计官能）；3.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个体不断努力估计意见气候；4.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诺依曼,2013：216)。

“沉默的螺旋”理论一经提出即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或佐证，或质疑，或修补，使得该理论成为传播学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准感官统计”变量难以精确量化，存在自相矛盾的结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个体有感觉意见气候的能力，尽管这个结论主要缘于诺依曼受选举过程的启发，但是她仍然雄心勃勃，想把这个结论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反复尝试通过“坐火车”实验来测量和检验个体对意见气候的灵敏程度，得出了“准官能统计”是人的一项本能反应的结论。“在我们的理解中，公共意见与职业类型、是否具有批判能力、是否满足政治领域的公开宣称无关，且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诺依曼,2013：64)但是，有学者正是从这一点入手，质疑诺依曼的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如格林、麦克劳德等人(Glynn & McLeod,1985)指出，个体对害怕孤立的恐惧具有多大强度才可能会影响其行为，害怕孤立本身是变量还是一个常量，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穆茨(Mutz,1998)认为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第三人效果以及认知不协调等机制存在，很难去准确评估意见气候；马蒂斯、莫里森等人(Matthes, Morrison & Schemer,2010)则引入“态度不确定性”理论，发现“沉默的螺旋”只对部分中坚分子有效；邦德(Bodor,2012)认为沉默螺旋受到一系列条件因素的制约，测试沉默假说本身与沉默螺旋理论框架是不一致的，其自变量在概念上与理论框架存在不一致性。与此相反，达利赛(Dalisay,2012)通过访谈等手段，通过研究西太平洋关岛登记选民们对大约86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10000家属平民从冲绳搬到关岛的观点，以及要求受访者表达对当地新闻媒体的感知，发现当地媒体的感知与公众的支持度呈现争正相关。刘可蓝(Liu,2009)通过世界杯的记者报道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收集了323世界杯上新闻报道数据，通过分析了赢家和输家的报道，研究发现，记者的看法、报道风格或报导语言比较显著地影响了公众的判断与选择。

（二）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和媒介环境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由于“沉默的螺旋”理论所采取的样本主要是1965年和1972年两次大选，主要的实验空间局限于德国，是否能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和媒介环境适用，是存疑的。黄惠萍(Huang,2005)指出，越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沉默的螺旋”理论越奏效，越是强调多元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沉默的螺旋”理论几乎不起作用。诺维尔什(Neuwirth,2000)通过对墨西哥的个案分析，发现公众对意见气候的感知并没有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惯例。休梅克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对恐惧的孤立与个体选择沉默或公开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因不同情境有不同的表现，如在东亚一些国家的测试结果和“沉默的螺旋”理论一致，在日本并没有出现多数人影响少数人的情况(Shoemaker, Breen & Stamper,2000)。刘洋质疑“沉默的螺旋”理论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的差异，其结论将面临着媒介角色不清晰、概念测量不规范、理论边界模糊的困境(刘洋,2011)。杜骏飞认为，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沉默的螺旋”会陷入无知下的沉默，未必有效(杜骏飞a,2010)。陈力丹甚至把诺依曼的理论和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尽管诺依曼的理论论证过程是科学的，见解是独到的，但是，她年轻时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同时影响着她的判断，以至过于强调大众媒介的统治力，过于强调从众、过于美化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忽视了个体及少数人的意见，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陈力丹,2007)。

(三) “孤立的恐惧”心理变量太过单一，忽视了人性的复杂

“沉默的螺旋”理论一个重要前提是“人由于害怕孤立而选择沉默”。但是，这一心理变量常常被质疑太过单一，没有考虑到人性的复杂和情景的差异。因为人除了害怕孤立而沉默，还有无知的沉默（不知道）、无所谓的沉默（不感兴趣）、选择性沉默（选择自己有利或感兴趣的）等。如海耶斯(Hayes,2005)提出了“乐意自我审查尺度”的变量，指出，“乐意的自我审查程度”对个人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对自己严格审查的人越不愿意表达意见。诺维尔什(Neuwirth,2000)则将选择表达或沉默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性格、能力联系起来，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越积极发言，与媒体保持频繁关系的拥有较大信息量的意见领袖更容易发表见解。何雪莉等人(Ho, Chen & Sim,2013)以新加坡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访谈等手段，发现在新加坡，害怕孤立与个人表达意愿成负相关，而新闻关注度、问题显著性与个人表达意愿成正相关。在国内，此问题同样引发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从“沟通意愿”(张金海,周丽玲,李博,2009)、“沟通能力”(熊壮,2011)、“面子”(崔蕴芳,沈浩,2005)、“尴尬”(刘海龙,2001)角度入手，修正了“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孤立的恐惧之外的复杂的心理变量。

以上关于群体心理的讨论仅限于传播学，事实上，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群体心理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有关群体心理呈现的形态可谓纷繁复杂，远不是“沉默”一词所能涵盖。早在20世纪初，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古斯塔夫·勒庞,2005:35)就描述了群体心理具有“愚蠢、偏执、专横、人云亦云”的特点；哲学家罗素亦将群体的癫狂状态描述得淋漓尽致(罗素,1998:17)；莫斯科维奇、奥克肖特等人也认为，个体进入到群体中会产生权力的幻觉，导致集体狂欢，并且由于个体理性的阙如，大众容易成为精英操控的“木偶”，造就“群氓的时代”(莫斯科维奇,2006)和“反叛的大众”(奥尔特加·加塞特,2004)，正因为此，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用“寡头政治铁律”来形容民主的虚假本质，指出“大众民主无论在机制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罗伯特·米歇尔斯,2003:21)。20世纪70年代，奥尔森等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学者重新审视了群体心理，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如使用“搭便车”理论、“博弈”论、决策理论等解释了群体的“理性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指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实现共同的或者集体的利益”(奥尔森,1995:2)。群体中的个体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或狂欢的乌合之众，而是精于计算、追求成本-收益最大化的个体。

上述理论从另一种视角诠释了群体行为的各种形态，虽然它们并未与“沉默的螺旋”理论产生过交集，但却为群体心理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我们能从中发现，“沉默”只是群体行为的冰山一角，现实情境远比我们的理解复杂得多。但是，如果重新审视“沉默的螺旋”理论，我们会发现诺依曼最终的落脚点并不在群体心理，也不在大量非常严谨而细致的控制实验，而在于她对舆论本身的研究，她由此不惜从故纸堆里翻出洛克、休谟、麦迪逊、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论述，为其理论做注解。她通过对舆论形成的整体性观察，认为多元化的舆论很难形成，因为舆论形成过程既不会出现像弥尔顿所设想的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也极少出现不同观点的长久僵持或一方微弱胜利（如51%与49%），而是在人的社会性本质作用下，一方疾呼、一方沉默的寡头化过程，诺依曼称之为“最后一分钟的雪崩效应”。由此可见，诺依曼对舆论的观察绝不仅仅是“沉默的奥妙”，而在于揭示舆论的“寡头化铁律”，从这一点来说，诺依曼和其它精英学派的观点殊途同归。

二、追本溯源：从原始文本中回应几个容易被误读的细节

以上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质疑可谓视角各异，有些确实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但是，如果从诺依曼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有一些细节无疑被忽略了，部分甚至遭到误解。正如她在2001年的著作的补遗中说“对于一个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的理论，很显然它也会成为被误解的对象，当然，许多对它的误解是很容易解释的(诺依曼,2013：248)。误解的消除正需要追本溯源，如果回到诺依曼的论证过程和论证目的，我们可以从的原始文本中寻找到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以此来对各种争议或误读进行替代性回应。

（一）人的社会性本质永远存在，只是存在表现程度的差异

针对理论样本主要来自德国、理论未必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均适用的质疑，诺依曼回应道：人们不应对此产生质疑，她曾用大量试验考察了不同国度（美国、英国、西班牙、韩国等）下该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尬尴”、“羞耻感”、“害怕孤立的恐惧”等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一个社会的存在何以可能，只有通过羞耻感，只有通过个体的孤立恐惧，只有通过公共舆论。”(诺依曼,2013:247)另外，虽然每个国家文化不同，但基本的道德标准和是非观念是共通的，“因此不用怀疑，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在其他的地方和其他时间里，其他的道德伦理观中，还有其他的好坏和对错的标准。”(诺依曼,2013：251)所以“人们不应该用现在的标准评价过去事件，而应该积极地放弃道德评价……，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要面对来自意见气候，能够促使一致性和起到凝聚作用的压力”(诺依曼,2013：256)。而对于施拉姆等指责该理论只适合沉默状态下的个体感知，不适用公共场合交流下的状态，如果我们看完诺依曼在此著作中呈现的大量“坐火车”的实验，会发现这个质疑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意见气候只能影响处于中间的摇摆不定派，议题主要是关乎道德

对于意见气候的形成与感知，诺依曼认为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对意见气候的感知是人的本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除非有些人利益相关度非常高，对此问题深思熟虑，自我表达的意愿超乎常人，这种情况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中间的摇摆不定派总是占有多数，他们很容易受到意见气候的影响，对此，诺依曼用图案、胸针、徽章、海报、媒体报导等描绘了一个多样化的图景，其中，诺依曼对大众媒体的强大威力情有独钟，她认为，相同的议题被大众媒体反复报道后，会强化公众的认知，影响他们对意见气候的感知，产生“共鸣效果”、“累积效果”、“遍在效果”。她同时认为，不论何种意见气候，影响的只能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对少数顽固分子是无济于事的，而她所选取的样本——“选举”完全符合这个特征，由于选举本身和大部分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公众对选举对象没有牢固的利益关联，甚至对候选人没有清晰的印象，所以，选择A和选择B对于大多数人说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而是随时可能由于风向的转向而改变。“1972年选举中，那些自我意识弱以及对政治缺乏兴趣的人最容易在最后几分钟发生突变，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希望登上乐队花车，希望一起吹着喇叭，这样的意向一定能使追随者远离弱势”(诺依曼,2013：256)。对“沉默的螺旋”理论不适合技术性、程序性议题的质疑，如果从群体心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质疑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从舆论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质疑又值得商榷，因为舆论几乎总是关乎于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技术类、程序类话题难以形成舆论（不具备大众化特点），正如诺依曼所说：“必须检查，这个话题是否感性化，是否富有道德判断，没有价值判断负担就不会产生公共舆论的压力，也就没有沉默的螺旋”(诺依曼,2013：214)。

意见气候感知并不意味舆论的非理性，而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

诺依曼对李普曼的观点论及颇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于舆论的解读具有相同的气质。但是与李普曼的“刻板印象”、“拟态环境”论证路径不同，在诺依曼笔下，舆论的形成并不是非理性的过程，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人的社会性本质作用下自然而然的过程。公共舆论在诺依曼笔下被视为“被公开的和被媒体报道后的意见”，它与民主本身无关，而且舆论发挥着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有利于社会规范的形成，它与自由和包容无关，“当一个社会通过针对偏离的个体施以孤立的威胁，以保护人们普遍信仰的价值观时，我们也不应该草率地将这个社会评判为缺乏包容的、不自由的”(诺依曼,2013：189)。因此，舆论是社会皮肤，它敏感、脆弱，但确实是社会的外在的保护层。从这一点来看，诺依曼则与其它精英主义学者对公共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精英主义学者对于大众的非理性和偏执等颇有微词，甚至怀疑民主的真实性，但是在诺依曼看来，个体对意见气候的感知，趋利避害乃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体现，它是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乃至社会秩序维持的关键要素。

总之，如果将“沉默的螺旋”理论放在舆论学中考察，诺依曼所揭示的实质是舆论的集中化和寡头化现象，（与此相反是舆论的多元化，如弥尔顿笔下的“意见的自由的市场”、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场域”、以及国内学者近年来提出的“自我净化”的概念）。她的论证方式不管是思辨、还是实证，都是为舆论服务的，既然“沉默的螺旋”的实质是舆论的寡头化，那么它应包括两种状态：“自下而上”的螺旋和“自上而下”的螺旋，少数中坚分子倒戈一击的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沉默的螺旋”，有关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进一步阐释。

三、互联网及中国背景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适用性

到了互联网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遭到了更为广泛的质疑，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在互联网环境下，虚拟交流取代了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交流，理论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群体压力、孤立的恐惧等）可能不复存在，如朱珉旭(2014)认为互联网的隐蔽性、虚拟性给了上网者安全感，少数派不再回避处于优势的多数群体，而是更多地反抗该多数群体，强烈地表达意见。钱培、周宏刚认为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会使个体在进行自我表达时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心理上的负担，因此，群体压力在网络状态将不复存在(钱培,2008；周宏刚,2006)。此外，有学者还提出“反沉默的螺旋”现象。如姚珺(2004)指出互联网环境下“沉默的螺旋”将倒置，因为很多公共事件是由少数中坚分子扭转意见气候，影响事件走向。王国华等人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反沉默的螺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为“理性的反沉默螺旋”，另一种为“非理性的反沉默螺旋”(王国华,戴雨露,2010)。原源(2011)则提出了“变幻的螺旋”的概念，认为“沉默的螺旋”在网络空间变幻莫测，有时为上升的螺旋，有时为下降的螺旋，有时为上下反弹的“弹性螺旋”。龙小农提出了“沉默的螺旋倒置”的观点，他把网络空间的集群称为“I-crowd”，倒置意味“民众将不再迷信政府、大众传媒，而是注意自我感受，主张自身权利，不愿当被动受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龙小农,2014)。

上述研究多从定性角度入手，推断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将不复存在或者式微的结论，与此相反，部分学者则通过微观定量方法，反而应证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存在。如李罗莲、金龙焕基于“沉默螺旋”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118名韩国记者在推特上发表的有关南韩争议性话题的言论行为，结果表明，“沉默的螺旋”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网民，也适用于舆论领袖特别是记者：当感到自己的观点与推特用户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时，一些记者不愿意在推特上发表观点，特别是那些政治立场保守的记者容易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Lee & Kim,2014)。吉尔哈特等人(Gearhart & Zhang,2014)把“沉默的螺旋”理论放在社交媒体背景下进行实证检验，他们通过网络调查760名受访者，谈论一起同性恋歧视事件。研究发现，线上各种意见回应策略与意见气候保持较高的一致性，这表明“沉默的螺旋”现象同样存在于社交媒体。舒尔兹等人(Schulz & Roessler,2012)认为，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映射（投射）效应，可能导致对舆论环境的感知更为方便。英国独立报发表了一篇《沉默的螺旋:在线社会媒体鼓励自我审查》，也指出互联网用户倾向于聚集与志同道合的个人而大量的在线提示信号批准(喜欢、转发、评论等)，使人更敏锐地感知意见气候，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Vincent,2014)。此外，《纽约时报》2014年8月19日发表题为《社交媒体如何抑制辩论》(How Social Media Silences Debate)的文章，其中援引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不但没有强化政治参与，反而削弱了人们畅所欲言的意愿，互联网也没有摆脱线下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Miller,2014)。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网络条件下“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用性的研究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定量还是定性，依然没有回归到舆论学的轨道上来，也没有很好把握诺依曼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精神要旨。正如诺依曼在2001年书中再版时所强调的那样，“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很少谈到公共舆论的界限，但是，本书所阐释的重点，就是集中在公共舆论将社会团结起来或者颠覆政府的力量和能力上”(诺依曼,2013：249)。在诺依曼笔下，沉默的螺旋理论即舆论寡头化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如果放在中国网络社会生态中，我们会发现舆论的寡头化倾向会更明显，群体压力，意见气候的感知将会得到更清晰地呈现，只不过，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并不是诺依曼笔下的“团结社会、凝聚共识”的力量，而是批评和对抗政府的一股体制外力量。

中国的互联网环境意见气候更容易感知，在涉及敏感区域更是如此。

在中国，网络的匿名、离散、碎片、便捷特性很容易与网民的非理性特征联系起来，尤其是中国网民结构呈现的“三多”特点——学生多、年轻人多、底层人群多，导致网络空间充斥着解构、恶搞与怨恨(胡泳,2008：311)。因此，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互联网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11)。这种意见气候在公众的集体记忆、情感结构、以及刻板印象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习惯性质疑，走向“群体极化”，网络空间由此充斥着带有民粹倾向的暴戾之气。与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相比，网络上的负面意见气候主要是通过讽刺、谩骂和宣泄等网络语言来显现，它具有易观察性、保存性和累积性特点，更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温和和理性的观点要么被淹没在口水中，要么在群体激昂的公众的谩骂和攻击声中走向沉默。

决定中国网络公共事件走向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与西方国家不同，受政治资源分配和参与渠道限制，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遵循情感的逻辑(杨国斌,2009)。公众关注的焦点是身份的归属、情感的认同，而不是事实本身的对错，尤其是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强大示范下，以势抗争、以死抗争往往取代依法抗争、以理抗争，情感成为贯穿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于建嵘称之为“社会泄愤事件”、“非直接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于建嵘,2009)，王金红称之为“悲情抗争”(王金红,黄振辉,2012)，他们都指出了“愤怒”与“悲情”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动员作用。因此，在中国的网络公共事件中，存在有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理性思辨往往被情感动员所压制，甚至谣言被视为弱者反抗的武器(郭小安,2013)，一切与抗争目的不同的声音要么被同化，要么受到攻击陷入沉默，舆论最终走向了“沉默螺旋理论”所揭示的寡头化和集中化。

媒体报道的“序列化呈现”强化了意见气候。

诺依曼曾将大众媒介视为意见气候的主宰者，主要缘于大众媒介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遍在效果”。到了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介的累积效果以新的方式呈现。从近几年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来看，网络公共事件往往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共同作用下，走向关联化和序列化，产生叠加效应，强化了意见气候。它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横向序列化报道模式，是指在一定时间段（舆情的兴奋周期）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后，同时段的相类似议题不断被挖掘的现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场，如“校长开房”事件、“城管打人”事件、“大学生失联”事件等，都是单个事件引发同时期媒体的序列化、规模化报道。纵向序列化报道模式，是指一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不同时段同类事件集体记忆的激活，这种同类事件的集中化呈现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一种既定的认知框架，影响公众的道德判断和现实行为。如“彭宇案”虽然发生在2006年，但它遗留的集体记忆却在不同的时空被反复激活，在公众中形成了“做好事没有好报”、“远离老太太”的认知框架。横向与纵向交织报导模式，是指事件的发展呈现共时与历时热点素材交叠的现象，它既从同时段的素材中进行横向联想，又从历史素材中寻找新的舆情热点。如在“复旦投毒案”中，从横向来看，同时期有关其他大学校园安全事件反复被挖掘。从纵向来看，过去的校园投毒的集体记忆反复被挖掘，尤其是发生在1994年的“清华大学朱令案”，由于此案中涉及到“官二代”、“腐败”、“包庇”等敏感词汇，不断刺激网民的兴奋点，使得此事件重新成为舆论焦点。

可见，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下，“沉默的螺旋”现象随处可见，在涉及公众敏感的对象（涉官、富、警）时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舆论的“一边倒”现象并不是诺依曼所描述的“社会团结、秩序维护”的纽带，而是强化刻板印象，解构主流的武器，这并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福音。“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是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优势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社会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紧接着的问题是—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最后—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杜骏飞b,2010)

四、结论与反思

李普曼用“刻板印象”论证舆论的非理性，而诺依曼尝试用人的社会性本质来解释舆论形成的“寡头”倾向，他们共同诠释了舆论的“不完美”。由此可见，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沉默的螺旋”，还是自下而上的“沉默的螺旋”，本质上都是舆论的集中和寡头化，只是方向相反罢了。事实上，少数中坚分子倒戈一击的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沉默的螺旋”，而是“反向沉默的螺旋”，真正意义上的“反沉默的螺旋”指的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下舆论的多元化呈现。

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实质及适用边界来看，中国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土壤，如意见气候的感知更为明显（甚至大众媒体往往迎合公众情绪和刻板印象）、公共事件的道德判断强，情感动员的效应明显，更容易造成舆论的“一边倒”现象。所以，一旦公共事件涉及到在官、警、富等敏感区域时，事态可能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批评性的意见成为主流气候，大众媒体往往也会通过选择性报道等手段强化“偏见”，不同的声音要么在群体的压力下沉默，要么在“预设结果”下“选择性沉默”，直至消失。 二是如果主流舆论没有朝着网民预设的方向发展，可能出现“反向沉默的螺旋”现象，网民中的中坚分子将会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情感动员，激活网民情绪，划清群体边界，最终使事件一步步走向社会泄愤和群体抗争。

当然，本文对“沉默螺旋理论”的分析主要是概述式的，对各种争议进行替代性回应是思辨式的，对于中国互联网条件下沉默的螺旋理论适用性的相关结论，也主要来自于逻辑推断和经验观察，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所以很多观点只能是假设，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这是本文的研究局限所在，也是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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