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民主理念深化政治传播研究
郭小安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
虽然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功能正全方位地影响着政治领域，政治过程也在时时刻刻地影响和引导着媒体，但研究媒体与政治的学科——政治传播学并未获得与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发展状态，尚处于“许多人路过但少有人驻足的大交叉路口之一”（传播学先驱施拉姆语）。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传播往往是作为权力、文化、制度研究的边缘地带偶尔被提及。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传播则常被视为政治宣传手段而被质疑能否纳入科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尤其在“去政治化”倾向的鼓噪下，政治传播总是被不同程度地回避。总体来说，国内近年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传播学视角多于政治学视角，面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媒介融合与价值理念的有效传播的发展需求，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呼吁加强政治学视角的深度研究。基于此，从政治学视角思考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边界，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厘清的论域。
政治学界定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众多关于政治的定义中，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就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界定，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在《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一书中，拉斯韦尔开门见山地指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象和基本问题就是“谁分配、如何分配、分配什么以及分配的途径”。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中，莱斯利·里普森则列出了政治学关注的五大问题——公民资格的范围、国家的职能、权威的来源、权威的结构、国家的规模及其外部关系等。
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比如，对于主权归属的问题，政治传播学应当聚焦于特定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如何通过媒体传播并产生效果等问题。再如，对于治权问题，媒体在政治选举、决策及参与中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其效果应当成为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
民主发展史脉络中的西方政治传播学
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是媒体与民主关系变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形态各异，但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被密尔称为“最理想政府类型”的代议制民主。这种民主形式主张主权与治权的分离，视竞争性选举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关键。亨廷顿曾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民主被看作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佩特曼也认为：“时至今日，选举竞争实际上构成国际社会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实际准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标准。”
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盛行，促使了政治博弈与媒体传播的客观结盟，并塑造了广播民主、电视民主、网络民主等特有的民主现象。这些以媒介命名的民主现象，折射出西方民主越来越仪式化、娱乐化的现实。选举越来越依赖公众对候选人的形象感知，如政治广告、形象塑造、政治公关等。对此，有学者称之为“政治媒介化”，也有学者称之为电视民主或显像管民主。随着互联网的扩散，网络民主也应运而生。因此，政治传播学离不开对西方民主政治媒介化现象的早发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学体系的民主实践前提
如果说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政治传播是西方民主政治土壤孕育的产物，那么，破除选举为中心的神话，有效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就是时代发展赋予中国政治传播学者的重要学术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正确理解中国式民主，这是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得以展开的现实前提。
从发生学看，现代民主的源头在西方，西方民主制度的悠久历史传统是社会、宗教、人文与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是，西方社会对民主的理解也存在广泛的分歧。萨托利认为，当下是“民主理论轰炸和混乱的时代”，主张对民主进行应然和实然的区分，把民主划分为核心民主和边缘民主等不同层次。竞争性选举作为核心民主，需要边缘民主的培育和促进。而对于后发的民主国家，民主作为“舶来品”除了其自身的复杂性外，还面临异质政治文化的“本土化”，以解决西方民主政治在价值实现方式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考察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内涵，不能忽视中西方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不能机械照搬西方的民主本本，而应该正确理解民主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逻辑和时代含义。
在当代中国，民主绝不仅仅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尽管社会主义民主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话语表述形式在与时俱进地变化，但精神实质一直没有改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实现了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革命性变革。2007年，我们党关于“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提出，意味着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时代性高度，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承诺提供了现实操作性，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价值与制度的衔接。可以说，“四权”的提出，既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实践逻辑，又蕴涵着民主作为人类政治发展的肯定性价值观照；既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程序，也是民主从政治承诺转入具体制度建构的突破口，是民主的“中国式表达”。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主题必然应该围绕中国民主的实践价值与理念的传播展开理论建构的历程，重点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媒介在促进表达自由、政治参与、政治沟通以及政治监督中的功能和角色。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体系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