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网络情绪传播与算法价值观

7月23日上午，许可教授为“2021网络与新媒体讲习班”全体学员做了题为“网络情绪传播与算法价值观”的专题讲座。许可教授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和中创软件人才奖。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郭小安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题为“网络情绪传播与中和网络”，下半场为“算法价值观与算法危机”。在上半场讲座中，许可教授首先介绍了基于情感词典的情绪分析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情绪分类两种情绪分类方法，并回顾了关于网络情绪相关性分析的研究成果。基于对20万新浪用户约7000万条微博数据的分析，许可教授发现愤怒是网络上相关性最强和最容易传播的情绪，并将之概括为“好事不出门，怒火烧千里”。

许可教授讲座现场

关于愤怒情绪的传播机理，许可教授发现这与社会学中的“弱连接”理论可产生勾连。结合网络情绪传播模型以及真实网络图上的模拟计算结果，许教授发现愤怒比高兴有更强的穿透性，且对弱连接的好友仍能产生影响。他认为，人们在线上比在线下更容易建立连接和朋友关系，Dunbar数决定了人们只能维持较少的强连接关系，已有的研究表明线上关系大部分都是弱连接关系，这就导致了线上愤怒情绪的传播比线下更加突出。

为什么愤怒等情绪会在群体中传播？许可教授从历史和社会两个视角对群体情绪进行了分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古代《左传》《史记》中就已出现“众怒”这一群体情绪的表达，并曾一度改变历史进程；从社会的视角来看，韦伯、克劳斯等人也将情绪纳入社会行动、公共商议的讨论之中。

基于以上表述，许可教授总结出传播模式的演变态势，认为其总体呈螺旋上升的趋势。最初的人际传播1.0是以物理空间为媒介的传播模式，而后是大众传播1.0，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传播模式；到人际传播2.0，以社交网络为媒介的传播模式；再到大众传播2.0，以智能算法为媒介的传播模式；再到人际传播3.0，算法过于理性后的情绪爆发时代。由此，许可教授提出建立“中和网络”的观点，倡导构建情理交融与群体智慧的网络。他认为理想的网络应该是具备开放、中和、群体智慧三要素的“中和网络”，这种网络具有三个基本性质：个体均可在理性网络空间表达情绪，理想网络的群体情绪表达恰当适中，理想网络情理交融可形成群体智慧。尽管社会传播具有不完美性，弱连接的两面性使得社会中创新的传播和情绪的传播不可同时达到理想状态，但许可教授认为“理想驱动前行”，我们需要在不完美的情况下去寻找解决办法。稍作休息片刻之后，许可教授为学员带来了第二场报告，即“算法价值观与算法危机”。为帮助学员理解算法，许可教授首先从算法的定义谈起，简要介绍了计算机学科的算法研究，分享了经典算法问题“最大团问题”与P/NP问题，并用“箱子找针”和“大海捞针”这一直观易解的比喻解释了计算机科学研究重大难题——P/NP问题。许可教授认为我们当下经常谈到的“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问题也是一个P/NP问题。

许可教授讲座现场

关于当前存在的算法价值观问题，许可教授借用网络打车中乘客个体等待距离的例子来帮助分析，他认为传统的算法对应的是工具理性，考虑的是整体；现代算法则与人密切相关，人是有价值观的，在某些情况下算法的输出结果可能会违背人的价值观，这就出现了算法价值观问题。从根本上讲，算法的价值观问题是人在使用算法时出现了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所致。

基于上述问题，许可教授分析了算法价值观问题的解决途径。他认为需建立算法必须遵守并验证的国家标准；只有验证算法满足国家标准之后算法才能被实际使用；用户可以向相关机构反馈算法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问题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许可教授认为价值理性代表着“1”，而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后面的无数个“0”，没有价值理性的“1”，“0”就只能是“0”。 而后，许可教授从算法目标、算法使用以及算法生产的角度分析算法危机存在的根源。在算法的目标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在算法使用上，国家使用、资本使用、用户使用与工人使用的失衡；在算法生产上，优化算法与学习算法的失衡，这种失衡带来的不可控性可能导致算法失控的悲剧。许可教授提出应从平衡之道出发来化解算法危机问题，只有维护好算法在各个方面的平衡，才能避免其在高速发展时的失控。

学员提问

在交流互动环节，针对讲习班学员关于“算法价值如何优化”“网络中的群体共识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共识难以达成”“去中心化是否真的要回归理性和中心”等问题，许可教授一一予以回应。

郭小安教授总结

郭小安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谈到，许可教授用大数据方法证明了愤怒具有穿透力，从群体情绪的感染性以及公共领域的高度理想化角度论证了“中和网络”的合理性，指出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引发的算法价值观问题，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文字：徐双双 摄影：张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