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安：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机制

郭小安研究员首先强调，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更多地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事实作出判断。虽然杨国斌认为，中国互联网中的主要情绪是悲情和戏谑。但许可运用大数据分析则发现，中国网络舆情中主要情绪是愤怒。

（郭小安/摄影：何燕君 王瑞娜）

一是对抗争动员中的情感和理性理论视角进行了回顾。斯科特提出了“生存伦理”和“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国内也产生了以法抗争、以理抗争、表演式抗争、符号化抗争等大量的解释框架。当前，中国是一种压力型体制，由于制度化的抗争渠道并不畅通，民众更多地通过非制度化渠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抗争还呈现出由身体抗争转向身体符号抗争的新特点。而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议题建构、争取支持者、获得媒介关注的方式。

在社会抗争的情感主义视角方面，勒庞的《乌合之众》提出，集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的本能。实际上，《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在于反思、批判法国大革命对于民主秩序的破坏。这表明，一切权力都需要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都会走向崩溃。布鲁默则将社会动员机制称为循环反映，具体经历了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社会感染三个阶段。此外，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认为，社会抗争发生的条件包括：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突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的下降或不当。格尔《人为什么会造反》特别强调情感在社会抗争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并将其具体划分为递减型剥夺感、欲望型剥夺感和发展型剥夺感三种类型。亨廷顿提出了社会抗争的三个经典公式，即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还特别强调，人可以有秩序无自由，但不可有自由而无秩序。最不稳定的国家就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不稳定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都想致富。对此，郭小安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非直接利益型抗争，而是集体泄愤事件。并将情感动员策略具体划分为谣言建构、悲情叙事、道德捆绑、恶搞戏谑、人肉搜索。

二是新闻框架研究面临着从破碎到失衡的现实。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了意义，包括新闻材料的选择、新闻材料的事件建构。Irengar则将新闻报道模式划分为情节框架和议题框架来把握。郭小安认为，框架主要是追求阐释意义的过程，现有的多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文本数据的量化分析。目前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的生产规划、内容建构等方面的应用集中表现在执行的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而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医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内容分析与议程测量。在新闻框架研究中，新闻媒体文本的选择要注意权威性、代表性和可比性。此外，还探讨了媒介事件中的新闻框架和行动框架的结合的可能性。郭小安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既是行动工具，又是报道工具。因此，有必要整合认知框架、报道框架、行动框架、回应框架。

三是对自媒体时代的米姆传播现象进行了探讨。郭小安认为，米姆传播是情感动员的新形式。米姆具有自发性、复制性、改造性、变异性，但不能脱离母体的特点。邱林川提出了“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的概念，并认为视觉图像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青年政治的中心。总之，在中国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社会抗争多以利益诉求为主，鲜有价值对抗。甚至抗争者会直接回避价值诉求，有的还是直接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