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推普】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

一位著名的话剧艺术家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说他在曲阜游览孔府时向路边一位老大娘打听路，先客气地打个招呼：“大娘，您吃饭了吗？”大娘回答说：“食久矣。”艺术家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老人家在说什么。后来经本地人点拨，才知道“食久矣”就是“早就吃过了”！咱们的艺术家感慨万分：“曲阜真不愧是圣人的故乡，连老太太说话都是先秦的古汉语，透着有学问哪！”

其实，并不是圣人故乡的老太太有多深的学问，而是各地方言或多或少地都保留着一些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痕迹。我当年下乡在东北，村里老乡管我们集体户的食堂叫“膳房”，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膳房”和皇上的“御膳房”只差一个字。如今的粤方言、闽方言都较多地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用粤方言、闽方言朗读唐诗最能体现唐诗本来的韵律。我曾问厦门大学一位研究方言的老教授：“能不能认为，李白、杜甫当年说话就是今天闽南话这个味道呢？”教授想了想说：“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为什么方言保留古汉语的成分比较多呢？我想，在人们“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的繁华都市，本地话与各地方言甚至其他民族语言、外国语言都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而偏僻的乡村山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极少与外界沟通，特别是自然条件特别好而交通又十分不便的江南水乡和东南丘陵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尤其完善，衣食住行用不着跟外界打太多的交道（同外界打交道也是极少数人的事儿），像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全然与己无关，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述的一样，“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此，这里的语言自然也跟与世隔绝差不多，一辈一辈地就把古代祖先的语言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各种南方方言流通的地域都比北方方言地域小得多，最能说明北方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华的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便利，城市繁荣，人流频繁，且多战乱，多灾荒，民间的起义和逃荒逃难和官方的大规模移民都造成方言的大交错和大融合，因此北方的方言内部一致性范围远远大于南方地区。这恐怕就是北方方言区的地盘十分广大，“从南京到北京，人生话不生”的基本原因。

因为古代没有录音机，没能给后代留下声音资料，尽管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不少语言学、音韵学的著作，但是由于记音方法也不如今天的科学和精密，因此很多方言现象我们也总是说不详细。例如河北省的唐山话，把“用鼻子闻一闻”叫“用鼻子听一听”，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可是河北省的其他地方，甚至邻近的北京、天津、秦皇岛都不这样说。诸如此类的细微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就说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说，由于千万年来人类原始部落不断的聚集、合并和分化、衍生，由于远古至近代小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群隔离，甚至隔一道河一道山就可能祖祖辈辈不相往来，各个群落之间的语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变异，就形成不同的土语，差异较大的就形成不同的方言。这种差异直到当代还在继续产生，例如“卡其布”，北京人叫“kǎji布”，天津人就叫“qiǎqí布”，大陆与台湾隔绝几十年，而普通话（国语）的词汇差异十分明显，如大陆叫“通过某种渠道”，台湾叫“透过某种管道”，大陆和台湾有差异的词汇数量之多已经足够编写一本厚厚的词典了。

总的来说，现代的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遵循着向共同语靠拢的趋势。随着教育的普及、广播电视的普及以及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广泛和频繁，一个地区的方言向本地中心城市方言靠拢和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靠拢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以新老天津话为例，老天津话的所谓“齿音字”（即把翘舌音的zh、ch、sh读成平舌音的z、c、s）很突出的，但如今凡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天津青少年都会说很好的普通话，即便是说天津话，也把平翘舌音分得一清二楚，决不再是老天津人说的那种平翘舌音不分的老天津话了。老天津话把“饺子”说成“交（调值对应普通话阴平55的11）子”，新天津话也说成“饺（调值是对应普通话上声214的24）子”了。词汇方面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例如老天津人所说的“青酱、火柿子”如今都被“酱油、西红柿”所取代。

你是哪里人呢？你能从你的家乡话里找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