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闻学术期刊的生存境遇与学术旨趣—以民初《新闻学刊》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新闻学刊》是中国早期新闻学术生产颇具拓荒意义的专业刊物。该刊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职志，拓展了新闻学科知识的传播路径，促成了20年代末中国新闻学术社群的生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学研究与发展搭建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平台。在民初乱世中，《新闻学刊》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创办，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径，极具国际视野的办刊理念，坚持学术独立的期刊风格，成为早期新闻学术期刊的典范。本文以《新闻学刊》为中心，以微观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新闻学术期刊的生存境遇及学术旨趣，揭示新闻学术期刊在中国新闻学走向专业化与学术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学术价值。

关键词   新闻学术期刊  《新闻学刊》  黄天鹏  北京新闻学会

戈公振曾言“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1]]。以学术化视角探讨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兴创，新闻事业的勃兴固然是其核心、然学科教育的创立，社群组织的汇聚，尤其是新闻学术期刊的筹办，理应成为考察中国早期新闻学发展与成长不可忽略的面向。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现代学术期刊为中国早期新闻学人搭建了学术对话的“知识场域”，成为勾连中国新闻学术成长最为重要学术推手之一。自1919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创刊后，中国新闻学期刊发展至今虽已近百年，然学界对于中国新闻学术期刊史的研究仍十分薄弱，多数成果局限于对近代期刊一般知识性梳理[[2]]，未能将中国现代新闻学术期刊与中国早期新闻学术发展之间的内在勾连，进行系统性的微观研究与考察。中国新闻学术期刊在早起创办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境遇？作为新兴传播媒介新闻学术期刊对于近代中国新闻学术的建立与发展究竟产生了何种作用与影响？早期新闻学术期刊创办积累何种经验与传统？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学界已有成果尚付阙如。

1927年《新闻学刊》在北京创办，作为我国“纯粹”新闻学术刊物的开山之作，该刊被誉为“为我国斯学破天荒之刊物，新闻界惟一之明星”。[[3]]作为早期新闻学研究最重要的传播平台，该刊全盛时期凡“留心新闻学者，争手一编，以资研究”[[4]]，其“影响之大，收效之宏，为前此所未有”。[[5]]学者朱传誉曾赞誉该刊，“执笔者多为当时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可为“我国最早纯学术性的报学刊物”[[6]]。而黄天鹏曾多次提及1928年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意义。正是在这一年，“南北统一以后，中国报纸新闻的质量都很显著的进步”，而同时“北伐前后中国新闻学的研究热”^[[7]]也恰在此时悄然兴起，这与《新闻学刊》创办时间恰相吻合与同步，而两者之间内在关联，绝非是可以用“巧合”所能解释。无疑，《新闻学刊》对于研究学术期刊与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笔者以《新闻学刊》所保存的读者来信，编辑后记，笔谈为史料^[[8]]，从微观角度探讨中国早期新闻学术期刊创办的艰难境遇及其对中国新闻学术发展助推作用，揭示其在我国近代新闻学专业化进程中，所树立起的学术传统与内在价值，以期为当下中国新闻学术期刊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参考。

一、《新闻学刊》“为中国新闻界创一破天荒之刊物”

五四以降，新式知识分子以启迪民智，普及科学为己任，积极推动传统学科的改造与新兴学科的引进。民国初年，随着中国报业的蓬勃发展，“国人重视报纸之心既起，于是研究新闻纸之学术的需求以生”[[9]]，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学研究已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与需要。此间一些“报学”文章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偶有刊载。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中国第一种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此后一年年北京平民大学出版《平大新闻系级刊》。上述两刊虽对报学问题研究多有涉猎，然其内容庞杂，新闻学术研究并非其刊物主旨。如《新闻周刊》创办之初，其宗旨为：记载一周来的新闻并进行评论，以“便会员之练习”、“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10]]，兼具了新闻知识传播与新闻写作训练的多重功能，故方汉奇先生评价《新闻周刊》“是中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而非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刊物。^[[11]]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闻周刊》和《平大新闻系级刊》“惜仅出数期，即因五四运动而停刊”^[[12]]，终未能引发学界的关注，产生持久的影响。五四之后，学术期刊的创办裹足不前，新闻学研究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停滞状态，对此局面有学者痛陈：

吾国之有新闻事业，不过七十年间，报界饭碗政策相承，毫无进步可言！说者为由于政治越轨，社会紊乱所致，实缺乏专门之人才，其要因也。数年来新闻教育，国人已逐渐注意；而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促发其进步者，尚无所设；专门学术之刊物，以作为记者之准绳者，亦付缺如。^[[13]]

为改变这种局面，1926年秋黄天鹏联合北京报界、学界同人筹办北京新闻学会[[14]]，明确提出“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要求会员需“对新闻颇具兴趣”且“对新闻事业有相当之研究与著述”，同时创办《新闻学刊》（笔者注：以下简称“学刊”）。此后学刊“尽半月之力，筹画略告头绪”。1927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黄天鹏在回忆《新闻学刊》创办的目的时曾指出：“对于暮气沉沉的新闻界，如果要从根本改革，那非是提倡学术不可”^[[15]]。作为中国早期创办的一份学术期刊，《新闻学刊》创办之初，明确提出“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两大办刊使命，力图在关注中国新闻学术问题同时要结合行业的弊病和社会需求，走“经世致用”的办刊之路，引导和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革新。此后，学刊又在第1卷第3期，进一步将两大宗旨提升为四个任务即：“本刊旨趣在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16]]。从宗旨上看，新闻学刊的核心理念是以新闻学研究为本位，开展创新性研究。此外在原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新闻学刊》又增加新闻学大众化与国际化两大任务。就大众化而言，中国新闻学初创首先要引发吸引和引导受众关注新闻学，进而扩大公众对新闻学的关注，引发学界的研究。就国际化而言，《新闻学刊》在创办之初明确提出以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关照中西，在学习西方先进新闻理念与学术的同时，与世界各国新闻业同行一起，为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从1927年初创刊到1928年末终刊，《新闻学刊》两年时间共发行八期，出版“增刊四号”[[17]]，以其持论谨严，“力矫时弊”的态度，引领了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走向，形成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刊物自“问世以后，颇荷读者赞许……为中国新闻学术第一种出版物”^[[18]]。

二、《新闻学刊》与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旨趣

（一）以现实关注为着眼构建中国新闻学的研究目标与框架

五四以降，中国新闻学研究虽有起步，但总体而言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仍落后于行业之发展，加之受“新闻无学”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早期新闻学术研究“合法性”受到质疑，研究目标与路径更是模糊不清。为解决上述问题，《新闻学刊》自创刊后，先后刊登黄天鹏的《新闻事业说略》、《中国新闻界之鸟瞰》，王伯衡《中国与报纸》，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鲍振青 《余之中国新闻事业观》等一系列对中国新闻事业宏观性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大多以学者个人经验与学术积累为基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阶段与规模、性质与趋势，问题与对策进行了大量全景式的论述与判断，力求厘清和确立对中国新闻事业有基本认识，引导并带动后续的研究者在这些基本判断之下，寻找具体研究问题。

在确立宏观研究的框架之外，《新闻学刊》亦引导和重视微观性问题的研究，其发表一系列文章带有重要学术拓荒意义。这些论文包括：徐霄汉《广告学与术》与《新闻文学概论》、张一苇的《中国之广告术》，方宗鰲的《新闻纸与商业》，其内容涉及中国广告学的基本问题，新闻与文学之关系，新闻事业管理等问题，是中国较早涉足此领域的专业论文。此外，周孝庵在《新闻学上之精编主义》提出，新闻业界为适应信息量激增的社会环境，应当选择经济的新闻编辑原则与方法。汪怡则在《国语速记与新闻记录》提出，从提升速记技巧入手，扩大新闻的“有效记录”，从而摆脱中国对外国新闻材料的依赖。而徐彬彬的《新闻文学研究》中结合报业实际，利用大量案例，详细阐释中国新闻写作的特点与技巧，这些成果与论述都是结合中国新闻业具体环境，有的放矢开展的针对性研究。

学术研究如果仅是纸上谈兵难免流于空疏的议论。《新闻学刊》重视将研究成果用于对新闻事业的改造与重塑。学刊曾在编辑后记中强调，新闻学刊所刊登的内容“很想侧重于批评，以期有切于实际，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19]]。为此学刊曾公开对新闻界开展媒介批评，甚至因此招致报界的不满。据《新闻学刊》记载，学刊曾因评论某报而“引起纠纷”，“善意的规勉反成恶意的回声”，学刊为此感叹“同业不谅如此，稿遂删去”。由此可见，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其对业界的指导与评论颇见锋芒。

（二）重视新闻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新闻史研究

《新闻学刊》曾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强调，“为探讨法术，需由调查入手，批评指示乃有所根据”^[[20]]，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赖于资料的积累与调查研究的展开，丰富研究资料是开展学术工作的基础。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材料十分匮乏。学刊为此系统整理当时常见中外新闻书目，编辑《新闻学作品编目》、《新闻学英文书目百种》刊登，从后续研究者按图索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文献的编目整理之外，学刊特别重视对新闻学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学刊创办之初，开辟了“新闻界名人小影”与“新闻界名人传略”两个固定栏目，专门对中外新闻界名人，“述其宋世，行略，事业，轶闻等”并刊登其照片。在一卷1-4期中，学刊推介了十四位中外学者的生平，业界贡献与学术思想。他们是：第1期（黄远生、邵飘萍、李昭实）；第2期（梁任公、吴稚晖、汤修慧、戈公振、包笑天、徐彬彬）；第3期（谢冰心、吴贯因、鲍振青）；第4期（蒿女爵士、威廉博士）。从篇幅看，《新闻学刊》对黄远生、邵飘萍两位知名记者给予了特别关注，邵飘萍与黄远生不仅是民初知名记者，更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与实践有颇多建树，两位记者都因反抗北洋军阀统治而遇害，其道德与文章足为新闻界之楷模。为纪念与弘扬两位新闻先贤的事迹，学刊先后刊登汤修慧撰《先夫子言行纪略》、吴贯因的《民国初元记者黄远生》，《北京新闻学会远生纪忌祭文》，《远生先生遗影及其生活之一般》等文章，通过“愿我先觉，有以教之”的方式达到为“为后进模则” [[21]]的教育目的，为报界树立道德与操守的典范。

《新闻学刊》还对新闻学术经典进行了重刊与连载。徐宝璜的《新闻学概论》与邵飘萍的遗著《新闻事业篇》是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早年徐宝璜的《新闻学概论》已曾刊世，但仍被学刊重新刊载。为此黄天鹏解释说：“现存的长篇巨著，如徐彬彬《新闻文学之研究及广告学》，王伯衡先生写作《中国与新闻纸诸篇》，邵飘萍先生的遗著《新闻学类稿》，都是在新闻学有不朽的价值”。^[[22]]经典文献历经时间和学术研究的考验，具有超越时空的学术价值，引导学人和新闻爱好者阅读新闻学术经典，进而引发其对新闻学的兴趣是该刊连载这些文献的初衷与目的。事实上，黄天鹏多次提及，徐宝璜和邵飘萍是其新闻学的研究的启蒙者。他从事新闻学研究“最初的启蒙课本是徐宝璜先生的新闻学”，从此以后“我开始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23]]他说：“我个人的学派渊源，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先生予我最大的影响”。^[[24]]重刊经典文献，不仅是希望读者能够以此为契机走上新闻研究之路，更是出于对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学者的敬重与怀念，带有新闻学术传承的意味。

《新闻学刊》以改造中国新闻业，需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寻求资源，从而建立塑造中国新闻业的精神传统、职业形象与行业规范。为此学刊十分重视对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引介，将其视为其办刊的特色之一。黄天鹏曾提醒读者要重视新闻史研究论文，他说：“报史研究文笔，各有特殊的风格是值得注意的”。^[[25]]在创刊号中学刊即刊登戈公振对《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专门研究《华文报纸之第一种》。此后亦刊登有王伯衡的《中国之西字报》，天庐《官报史考》等论文，此外之前提及对于新闻人物史迹的收集和研究，也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新闻史研究专家戈公振不仅是学刊的重要作者，更在人物专栏中对其学术成就给予特别的介绍与推荐。

（三）用“他山之石”，融通中西

中国新闻学原是舶来之学，故从起步之初，新闻学研究就注重对西方新闻业的引介与研究，进而带动和提升中国新闻学研究水平。《新闻学刊》从创办之初明确提出“与西方同业共臻世界大同”的办刊旨趣，这种国际视野的办刊理念使学刊成为中西新闻学术交流的平台。就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和产业水平而言，中国与世界新闻业有着巨大差距，这决定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其起步之初，就注重从海外吸收新闻学先进成果，为此学刊读者曾强烈呼吁，“吾国新闻学术甚属幼稚，人才亦少”，解决之道唯有通过“取法于欧美”，介绍“国际同业消息”进而达到“以为国内同业风”的目的[[26]]。黄天鹏对此十分认同，他指出“报界现状，不能兴盛，因陋就简，少足称道”，而解决“斯学未昌”的办法即用“他山之石，亦可攻玉”。 [[27]]在国内新闻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新闻学刊》承担了学术引进和吸收使命。据笔者统计，《新闻学刊》2卷前后共收录新闻学术类文章50余篇，其中有15篇是关于国际新闻事业的专文，占全部文章总数三分之一。其篇目见下图目录：

表1：《新闻学刊》国际新闻业文章一览表

《新闻学刊》对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重要国家的新闻事业进行了系统考察，启发国人正视中西新闻事业的差距，进而学习模仿西方经验改进中国的新闻事业。学刊尤为关注世界新闻业动态及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对国际新闻界大会、报界专家会议、世界报章博览会、国际拉丁报界大会，英国报界展览会等国际新闻界盛会进行了及时详细的追踪报道。为了加强对海外新闻业信息报道的时效性，学刊还特邀戈公振、鲍振青、夏奇峰、李昭实等为特约撰稿人，甚至提出未来在美洲、巴黎、南洋、日本，邀请“各国记者也从事约聘”[[28]]设立常驻机构的设想。

学刊对美国新闻教育家威廉博士活动与学说进行了大量报道与推介。学刊创刊号开篇之作即刊登了吴天放撰文的《威廉论新闻学》，充分体现了学刊对于这位新闻学名人的重视。对于威廉博士的推介其意义，有读者曾心领神会。海外热心读者半六在来信中说，“吾国新闻学术，甚属幼稚，人才亦少足言，似应多取法欧美。贵刊创刊号以威廉氏论新闻学冠首，或即此义欤。”^[[29]]1928年，威廉参加泛太平洋新闻大会，途径上海访问，然国内业界学界对此茫然无知，对此《新闻学刊》不无遗憾地说，“惜国人对于世界报界巨星，知之者鲜，故博士在沪，不能发挥其伟论及贡献我国报界”。为表达对威廉博士的重视，学刊在第四期刊新闻界名人传略专栏中特意登鲍振青撰文的《威廉博士之略历与信条》对威廉博士新闻教育理念与贡献、《报人信条》的内容做了重点推介。

除了引荐西方先进的新闻学说理念外，《新闻学刊》还以“推广中国新闻学为事”，致力于中西方新闻事业的沟通与交流，向世界传达中国报人参与世界新闻业的动态与心声。学刊第3期所刊《中国与报业（China and the press）》一文曾是王伯衡代表《申报》参加“万国报界大会”所做的演说，该文将我国新闻事业与世界的关系，印刷术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近代报业现状，向世界同业全面深刻地介绍。此后学刊又全文刊登了戈公振在国际报界专家大会上的演说《新闻电费与新闻检查法》，全面阐述了中国新闻界对西方控制电信电报费用的立场。1928年，德国科隆万国报纸博览会邀请各国政府及新闻界参加，黄天鹏等人承担起筹备博览会“中国部”之责。黄天鹏等人征集了中国日报、报刊三百多种，由夏奇峰转交于身在欧洲的戈公振，在万国报纸博览会中国馆中展出，其中《新闻学刊》与木刻版《京报》、《内阁公报》、《华子日报》等珍本作为展品向世界展示中国新闻业建设的历史与成就，这次活动不仅使《新闻学刊》成为博览会上中国新闻界首次推介的学术刊物，更成为“国际新闻学传入中国、中国新闻学融入世界的象征”[[30]]。

（四）从同业到同道-学术社群的凝聚

学刊作者群体以北京新闻学会为基础，其成员多为平津报界名宿及学界名流。这个学术团体的核心是《新闻学刊》的编辑团队，除黄天鹏外还包括《京报》张一苇、《时代报》王一心、《申报》汪英宾、戈公振、赵君豪，北大教授徐伯轩，《时事新报》主笔赵叔雍等人。学刊提出建立“集合多数积有经验知识之人物，以时发表其意见”的“共同研究之机关”^[[31]]。学刊外围是热心新闻学研究专家学者，黄天鹏曾自豪地说，“能够长期撰稿的名家至少也在二三十位以上”^[[32]]。《新闻学刊》曾专辟栏目，对学刊作者给予推介：

“已故者二，曰黄远生[[33]]、曰邵飘萍，先觉者二，曰梁任公[[34]]，曰吴稚晖，宿将一，吴柳隅，学者一，曰徐伯轩，女记者二，曰李昭实，曰汤修慧，新闻家五，曰戈公振，曰包天笑，曰徐彬彬，曰王伯衡，曰鲍振青，又文艺家一，曰谢冰心，国际名家二，曰蒿女爵士，曰威廉博士，共刊全稿百分之八”[[35]]。

优秀的作者群体是学刊研究水准的保证，《新闻学刊》“一面搜罗诸名记者之宏著”；另一方面则四处网罗“延约斯道专门人才，共从事于新闻学刊”，可谓“用心良苦，致力弥勤”。具笔者粗略统计，《新闻学刊》发行的两年间，知名撰稿人已近30名，在表达共同期许的时候，它们常用“我们”做称谓，成员间带有有强烈的自我认同与群体意识。学刊曾刊登刊“我们的口号”一文，明确喊出了，“同志们联合起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新闻学会万岁！”的口号，俨然以团队自居。《新闻学刊》成员之间彼此亦师亦友，他们大多为平津报界的清流，大多接过新式教育的熏陶或是有留学海外的教育背景，从师承而言的言行深受梁启超、徐宝璜、邵飘萍、黄远生等人影响。他们多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对新闻业的旧病沉疴，有着切身体认，亦抱着改造中国新闻业的理想与共识，借助《新闻学刊》为载体，形成了松散的学术社群。

学术社群的形成为学刊创办提供了稳定且高质量的稿源，不仅保证了学刊“内容丰富，名作如林”，更在外界则容易塑造新闻学研究的专业形象。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最早的学术团队，其规模与学术生产质与量，在新闻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学刊》虽然有较为固定的作者群体，但并非排他的封闭社群，相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刊物作者并非仅限于学会成员，在该刊的征稿启事中明确提出，“论评，研究，调查，介绍，翻译，通讯均所欢迎”[[36]]。作为一份学术性刊物，该刊十分重视与各界读者的互动和交流。学刊不定期设有“编校者言”、“校读后记”、“致本刊读者”等栏目，专门用于刊登读者来信及回复各种提问。这种开放平等的办刊风格，吸引和含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新闻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诸如旧上海“三大文妖”之称的张竞生，著名语言学家汪怡、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周鲠生、留法博士吴凯声、作家冰心等人都曾与学刊结缘。

黄天鹏曾说“‘新闻学刊’是服务热心新闻事业，服务新闻事业的人们所刊行的一种发表意见交换智识的小册子”[[37]]，“同人献身新闻事业，矢志服役记职，斯业之荣枯光晦，即同人身心之所寄，为谋光大发扬，爰有本刊之创办”[[38]]。显然，正是在学刊的创办过程中，才得以吸引和团结如此众多研究者参与到新闻学术的学术建设中，学刊为组稿和刊稿，即是在从事学术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就学刊作者而言，他们多熟稔中西之学，眼界与认知并未困于书斋的方寸天地，他们对新闻事业的发展现状及种种流弊有相当的认识，所以其著文所述能够有的放矢，发人所未发。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新闻实践，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权威的学术与专业地位，正是赖于这些“大新闻家”的支持，最终成就了《新闻学刊》成为一本能够代表着当时中国新闻学研究水平的学术刊物。

三、“风飘雨摇之刊物”-《新闻学刊》的命运多舛与学术坚守

《新闻学刊》的创办时值北洋军阀统治末期，此间北京政权被直系和奉系轮流掌控，同时亦是国共合作北伐，南北政权交替之际。时局的激烈动荡加之天灾人祸，使《新闻学刊》在创办中时常面临各种险境与困局。1928年《新闻学刊》创办一年之际，黄天鹏曾感慨学术期刊创办之艰难，“一年以来，感想万千”本应“例为颂语”，“然伤心人难为欢笑也……”。作为一份纯学术刊物，《新闻学刊》读者群体尚十分有限，再加之刊物以学术自期，“不缘任何势力以自固，不受任何津贴一文钱”，故在发行期间可谓步履维艰，命运多舛。

首先，《新闻学刊》在创刊之初，遭到了北洋军阀言论禁锢与书报检查。北洋统治末期，言禁政策加剧，残酷迫害新闻出版业。当时有报人形容北京舆论环境指出：“内乱频频，军阀横行，虎额残喘之下，报纸容易遭劫，如封禁报纸杀害报人案，叠出不穷……横暴不法，震动全世界”^[[39]]。文化禁锢政策下，《新闻学刊》的创办及经营亦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扰与迫害。黄天鹏指出:“这一年来的首善之区，已成为秦始皇的时代！无文不宣，有刊皆传，在这种低气压之下，名刊丛立的北京大半摇其丧钟！”。^[[40]]学刊创办期间，北洋政府以“整顿学风”为借口，强行关停了大量高校书店及印刷所，“无论任何刊物，概不乐睹，固不问其为学术与否也”[[41]]，“各号房类多撤职，导致学刊售款存书，俱随以去”[[42]]，学刊被强行没收，加之时局动荡，寄往外埠的刊物又屡遭扣留，这让新闻学刊某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惨重[[43]]。

《新闻学刊》创办之初，按例需送交北洋政府“检核”，办理执照，但却无故遭受刁难和拖延，导致学刊一度停刊，原本应按月发行的第3期，已距上一期已过“整整半年的时光”。黄天鹏曾对学刊办理执照一事有过生动的描述：

第二期出版后，学会即正式向官厅立案，诚恐的恭呈进去，侯门深似海，一点消息也没有。过了些时，奉曰头论是，“静候查核”，几个人轮流如举子望皇榜般去看批示，走了几个月的工夫，最后一天见到“未便遽准，再行呈报核办”的皇令，又诚惶诚恐再呈进去，盼了月余，也了无音讯，问问*者，只见冷森森的面孔大声的说，“不知道”！而立案又势成骑虎，几个人只得在烈日之下奔走，辗转托人说项，经过严重的检查和具结，得蒙皇恩的“勒查所报各节，尚属相符，准予备案”已将半年了。满想既经“官准”，此后可以依期出版，却不知道“会刊厅遵出版条例，另有呈报候示”又再恭具呈禀，等到出版执照下来，早是秋凉的时候。我们感念创业的艰难，九死一生的挣扎。[[44]]

除了期刊被强制送审，延迟发行外，学刊发行期间，编辑团队还莫名遭受北洋军阀的牢狱之灾，可谓祸不单行。1928年北京掀起“讨赤”之风，期刊负责人之一的张一苇“因为某项稿件得罪了当局”^[[45]]被捕，其他编辑人员受牵连，也遭到了北洋政府的监视与关押。对于这场牢狱之灾，当事人语焉不详，黄天鹏回忆如下：

……发行《新闻学刊》以为鼓吹报业革命，宣传新闻学术的机关，不久又觉得寄人篱下的非计，几个友人自行组织了一个通讯社，独当一面，也有很多的困难，赖了大家一心一德的努力，居然也有相当的成绩。不幸不知从哪里开罪了当局，受了查禁的逆祸，社友张一苇君被捕，我也被监视了几天，等到被放出来，便风飘云散了。^[[46]]

有关此事，《新闻学刊》用“铁窗风味”、“三日软监记”为题，以所谓“小说”的形式，影射表达了对北洋政府限制新闻自由，迫害报人的抗议：

这期稿件最令我们感概的是“铁窗风味”，这是我们的纪实，也是本刊的一个劫运。记得戴天仇先生说，“坐监是记者的便饭，怕坐监的不是好记者。”我们既以笔椎当刀，利害自不应多所计较，但可怜我们处在这暗无天日的古城，这种地狱还不如的监内生涯，天外飞来之莫须有奇罪，不能不感到凄凉的悲痛。读者诸君，这次能够再度笔谈，真是死里逃生了。但是我们仍并不因此灰心，经此一书的风雪，愈感到我们应积极的努力，笔枪木剑，建树我们真理的威权，向着光明去，成功总属我们的。^[[47]]

其次，作为独立发行的学术刊物，《新闻学刊》始终面临书商的盘剥与发行压力。创刊初期，《新闻学刊》经营经费主要来自征订费和学会的资金。该刊设立“发行部”专门负责销售，创刊号销量达到预期，黄天鹏曾乐观的认为，“销行之钜，颇多可喜”[[48]]。然而，学刊从第2期后，发行部人事变动，新的负责人不善经营“书生不善筹算”，以致“赔累不堪”。为扭转困境，拓展销售渠道。编辑部试图将学刊转交书商代理，以市场模式销售。然书商要求获得版税的25%，做为利润，这让学刊无法承受，“替书贾发财，我们实在不愿意，便作罢论。”此后又有书局愿意担任“总经营”，言明打五折，且不负责外埠的销售，这样苛刻的条件编辑部自然也难以接受。代理经营失败后，期刊只能“自办”，“以脱离书卖之剥夺”同时“尝尝小老板的滋味”。学刊自办期间，编辑部成员奔走于北京九城书肆，推销刊物。但是书商虽答应代销，却“以遂什一之利为基础”要求“特别折扣”。对此黄天鹏无奈承认，“销路大小不在本身之价值，而在折扣之多寡”。有的书商虽承诺代销，到结账时却推推诿诿，“只见书去，账却无下文。凭空出来许多麻烦”，要账时书商那种市侩的神气，常令黄天鹏等人感到无奈。黄氏好友张一苇，讯其所苦，愿“攘臂相助”，加入学刊经营，他联合其他作家与读者，创办新书林（即书局），全权接管了学刊的发行事宜，学刊销售逐步走上正轨。[[49]]《新闻学刊》自营脱离了书商盘剥，成本大为降低，据黄天鹏回忆，《新闻学刊》每册成本仅4-5分钱，售价是一角，具有盈利的空间，黄天鹏亦承认，学刊的经营“打打算盘也是有剩余价值的”，这成为支撑刊物不断提升质量，坚持运营的保证。然而，好景不长1927夏刊物发行不久其经营所在的都门劝业场发生火灾，学刊编辑部惨遭殃及，“经售处被付诸一炬”损失惨重，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让起步之初的《新闻学刊》举步维艰。

在言论管控和发行压力之外，《新闻学刊》编辑部的人事变动频仍，生活环境颠沛流离，这使学刊始终缺乏稳定的出版环境，难以定期连续出版，损失了大量读者。1927年，经历牢狱之后黄天鹏被迫离开北京，四处游荡，原本“所入颇足自给”的生活陷入“苦于不给”的窘迫境地，学刊因此一度停刊。[[50]]同年夏末，学刊得以获得北洋政府立案，黄天鹏在天津遇报人管翼贤一见如故，管氏热衷新闻学研究对《新闻学刊》的境遇表示出“热烈的同情”，愿意帮助其续办。此后黄天鹏与天津北洋画报社商议，学刊4-5期改在天津印刷出版。“皇姑屯的炸弹震动津门”之后，管翼贤离津，学刊骨干成员王一心亦“归隐故園”，而黄天鹏受上海《申报》主笔陈景韩的邀请受聘该报，《新闻学刊》第六期起转至上海发行，由光华书店代理发行。因人员的辗转，学刊编辑工作曾几度搁浅，有时出刊时间前后推迟达一年之久，直到黄天鹏定居上海后，学刊才将第2卷剩余三期完成，兑现了创刊之初一年一卷的承诺。回首学刊创办诸多辗转与艰辛，黄天鹏曾慨叹《新闻学刊》“溯创刊于古都，移于津门，终于上海”，学刊与他的人生命运一样“飘零”，亦更加坚信和致力于新闻学术的研究，他说两年办刊时光如有所受益的话，“弥信有一目标者，终必成功”^[[51]]。

《新闻学刊》坚持新闻本位研究的专业理念，得到各地知识界的认可与支持，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学刊创办之初就自信表示“本刊量质两方面，定可以长足的进步”。该刊发行之初，采取赠阅方式打开市场销路的方式，其创刊号在京城知名学者、大学、报社图书馆广为分发，吸引了读者的关注。此后，学刊呼吁读者采取直接订购的方式支持期刊发行。自营后，该刊在北京各大高校设立12处代销点，遍及清华、北大、朝大、法大、女师大、中法等高校，即降低了成本，也便于吸引青年读者的关注与购买。《新闻学刊》在发行之初，得到了读者的意外宠幸，获得了新闻学唯一刊物的赞誉。^[[52]]创刊号仅在国立北京政治大学即售出万册（编者注应包括赠阅），编辑部在期刊后记中说，“此一学府而有若许读者，足证人士对本刊之欢迎”。学刊在发行的第一年，便得到“浓厚的注意和大多数的销路”，“每版一千一千五不等，再版三版有殊，售出万册有奇”。除北京外，外埠订阅机构不断增多包含，“著名图书馆，若北京若东方（商务印书馆）若嶺南；报馆若七十二行商报，若太原日报，若海外侨报”，读者涉及“外人若日籍，若英籍，若美籍”等国家，发行数量和范围的扩大，显示出《新闻学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学刊为此自豪地宣称，刊物正在 “唤起国人对新闻兴味之激湍”[[53]]。读者的支持成为学刊发行最大动力，黄天鹏回忆说：“读者同情之函如雪片飞至，实兴奋之剂，成绩虽仅区区八期，而已尽若干之心血，其艰难困苦，非外人之所解道也”。^[[54]]1928年末，第六期以后的新闻学刊随黄天鹏转移到上海出版，在光华书局的成功运作下，该刊销量比前多了数倍，声势之浩大，完全超出了黄天鹏的预期，学刊此时已“隐然成为新闻学术运动的中心刊物。”^[[55]]

《新闻学刊》能够在民国的乱世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发行两年之久，有赖于学人黄天鹏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及其对新闻学术的坚守。黄天鹏多次称赞学刊发行中，张一苇与王一心两人的贡献：“民国十五年冬创办之意即定，一心一苇共襄其事。一心雅擅书翰，文章多出其手；一苇擘书周详，经营半赖其劳，而指导者凌霄汉阁红叶山房诸丈之功也”。在学刊出版期间两易寒暑，凡学刊征稿、编辑、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皆吾曹亲与其事，一心深宵赋归，一苇驱地九城，其毅力有足多者”[[56]]。尽管刊物屡遭变故，黄天鹏等人“二十四月如一日”，“端恃同志一德一心，始终不懈”。黄天鹏更视《新闻学刊》为其最重要的学术成绩，他曾在诸多回忆中提及该刊的学术贡献及其艰辛，称其为“新闻界有专门期刊之始”^[[57]]，期望学人能够“将新闻学刊之精神发荣光大” [[58]]。他曾写道：

回想这新闻学术第一胎的产儿——本刊，于满城风雨的古都，冰天雪地的初春生下来，在亲朋庆贺欣乐声里，她的微弱的保姆，却变成无形的囚徒：有尽义务的护卫使，有不花钱的跟随人，蓬毕不时有赳赳者的光临，函件有不速客代劳披阅，危机四伏，在在可尝铁窗的风味。然而爱儿心切，自信坦白无邪，便忍心度这针毡的生活，抚养这唯一爱子的长成。[[59]]     

即使在在学刊面临全面停刊之际，主创人员流亡异地的恶劣处境时，黄天鹏、徐彬彬都曾表示，哪怕仅有一息尚存，《新闻学刊》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续版，“此志不容少懈”[[60]]。早期新闻学人为杂志创办付出了巨大心力，这成为学刊坚持发行的保证。

1928年末，黄天鹏将《新闻学刊》改组成为《报学月刊》，次年3月完成。到此，《新闻学刊》宣告终刊，在《终刊感言》中黄天鹏虽不无伤感地解释学刊停刊的原因，“一以内容扩充，原名似未甚洽，二以刊期既更，为利发行须另起首”，但在黄天鹏看来这不是《新闻学刊》的终刊，而是另一番辉煌事业的开始。他说与其“谓之终刊，毋宁谓之更始也”[[61]]。事实上，在《新闻学刊》终刊后，黄天鹏又陆续创办发行《报学杂志》、《新闻周刊》^[[62]]、《报学月刊》等刊物延续了新闻学刊的出版体例和办刊风格。同时黄氏又将新闻学刊编纂整理成《新闻学刊全集》，继续对中国的新闻学术与新闻教育发挥持续的影响。

结语

中国现代优秀新闻学术期刊之缺乏由来已久，有学者曾为此感叹，“中国需要标准较高的报学刊物不自今日始，也不只限于几个受过报学教育的人。”^[[63]]《新闻学刊》是中国新闻学术发展转折时期的关键性刊物。就学术传承而言，《新闻学刊》是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的继承，两者有着天然的学缘、地缘联系。同时自《新闻学刊》创办之后，借助学刊的引导与传播，中国新闻学研究改变了自五四之后十年间的沉寂状态，重新回归于公众视野。

《新闻学刊》以学术研究有力回击了民初社会“新闻无学”的传统认知。民初“社会普遍对新闻事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国人视“报社就是新闻人才的养成所”，“新闻学之成为一种学术，自然也成为一种疑问”。加之中国新闻学研究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起步较晚，“报学终究成为一种很幼稚的学问”，以至于“好些办报的受报学教育的人都在内”都认为“报学本来就是粗俗浅陋的，只此而已，没有什么问题，也用不着高深的理论，因此就不必认真地作更一步的努力”^[[64]]。而《新闻学刊》的出现与传播恰如“一声春雷”，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与教育“开一新局面”[[65]]。首先以学刊为核心，中国新闻学研究专业社群得以汇聚与形成。期刊自身作为一种专业的治学方式，凝聚了一批新闻学者、业者，形成了“拿学术精神来结合互助的团体”。他们以师承、同业关系为联系内部的纽带，以期刊为平台，通过投稿的形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专业圈子与交流空间，终促使《新闻学刊》成为热心新闻事业，服务新闻事业人物所刊行的一种发表意见，交换智识的小册子。^[[66]]

其次，《新闻学刊》确立中国新闻学术期刊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野。黄天鹏多次强调，“欧美报业，向称先进，可为我师，日步西尘，几足媲美”[[67]]学刊在创办强调对西方新闻业研究信息及技术的推介与引入，努力成为中外新闻界沟通与了解的窗口，以期望通过以西方报业报学为师，改造和塑造中国新闻业的雏形。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刊引进吸收西方学理的吸收中明确反对“徒尚学理”的空疏与“削足适履”的抄袭，强调研究要立足本土，关注和解决中国新闻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黄天鹏强调中国的“新闻学是不能忘民族性和文字性的，中国需要中国式的新闻学，我们应建立新时代的新journalism”^[[68]]《新闻学刊》所刊文章，无疑是中国早期新闻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最初尝试。

《新闻学刊》是中国现代新闻学术发展转型时期的重要刊物，它虽非新闻学最早的刊物，确无疑是中国最早真正意义的学术性专业期刊。自《新闻学刊》创办后，30年代中国新闻学期刊借助新闻教育的兴起与社会的高度关注进一步蓬勃发展，诸如《新闻学研究》、《报学季刊》、《新闻学季刊》、《报学杂志》等相继创办，最终夯实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正当性。对于《新闻学刊》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黄天鹏曾自信地说，“《新闻学刊》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地位置，用不着我来自划自赞，将来大家总会给他适宜的评价”^[[69]]。今年适逢《新闻学刊》创刊90周年，重新回顾中国新闻学术期刊的创办艰辛历程与学术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办好新闻期刊，繁荣新闻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