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注：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2期
[摘 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已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时代课题。国内现有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可以归纳为政策阐释、经验总结、体系建构、历史描述、问题探讨、对策建议、媒介批评七种模式。新闻传播研究应从注重学科体系建构转变为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注重研究传统，深化学理内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学术创新。
[关键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问题意识;研究传统;学术创新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专业教育扩张迅猛，而办学条件难如人意；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而知识增长比较有限；学术队伍日益壮大，而名家大师尚不多见；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而学术泡沫普遍存在；学科地位不断提升，而学术贡献难副其实。因此，如何开创新闻传播学术的崭新局面，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笔者不揣简陋，根据个人的治学体会与学术观察，结合有关学科的理论认识，谈谈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问题。
一、研究套路与知识生产
探讨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首先要反思现有学术研究。如何反思？自然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与分析路径。从科学哲学角度看，最好是运用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加以分析。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除了“少数杰出的研究”[1]和确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相当数量的研究很难说遵循了什么研究范式，往往是即兴式的个人感悟，或者是对某种新闻传播政策的理解阐释，或者是从业者实务工作的心得体会与工作总结。面对这样的学术现实，比较可取的分析路径是探讨其“研究套路”。所谓“研究套路”，主要是指现有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与知识生产方式等构成的学术习惯。
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情形而论，研究套路大致可概括为七种：一是政策阐释式研究，主要是阐述党和国家以及领导人关于如何开展新闻传播工作的方针政策或讲话精神，用来指导当前的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研究，主要是实务工作者对业界自身一段时间的阶段性工作、主题性工作或整体性工作进行工作总结，借以交流经验，切磋业务；三是体系建构式研究，主要是理论工作者试图建构新闻学、传播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总结新闻传播的规律；四是历史描述式研究，主要是新闻传播史研究者通过历史的描述与分析来呈现新闻传播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五是问题探讨式研究，主要是以发现和解决新闻传播理论、业务与历史以及学科自身的学理性问题为中心的一种研究，力求提供新见解、新知识、新思想；六是对策建议式研究，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提供实用性的对策研究报告[2]；七是媒介批评式研究，“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3]，主要体现为批评媒介的评论性文章。
1968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即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在哈贝马斯看来，“经验分析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阐释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实践的认知旨趣，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的进路则包含了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4]。在哈贝马斯“知识三型”说的基础上，黄卓越认为科学研究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如果研究是为了准确揭示既有、既存的对象事实及其秩序，就是“对象性研究”，这主要体现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理论性研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真性为旨趣，只是提供“推理的技术”，研究者以不同的构造形式建立不同的论说模式。至于策略性研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事实及其规律，而是将自己的工作指向一种主体性“重建”的意图。典型的策略性研究强调付诸实践，贯穿着一种“前瞻”与“设计”的思维，是走出历史的“既有”、“既定”之后的一种再度选择，是力图带动历史进一步前趋的可行性规划。[5]
如果以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三种类型来审视现有的新闻传播学术，那么上述七种研究套路皆可纳入这三种研究类型之中。不用说，历史描述式研究属于对象性研究，体系建构式研究、问题探讨式研究属于理论性研究，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属于策略性研究，媒介批评式研究则介于理论性研究与策略性研究之间而可能有所偏向。
换个角度，按博耶（Ernest L.Boyer）的学术观，也可确认上述七种研究套路的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在研究报告《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和讲演《学术评价》中指出，“应当超越‘教学与科研’这一令人厌倦的老式争论，赋予‘学术’这一熟知和崇高的提法以更广阔的、内涵更丰富的解释，以确立学术工作各个方面的合理性。”[6]博耶提出了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创造或发现新知识；“综合的学术”，促成学科内和学科间建立新的联系；“应用的学术”，运用学科专业知识解决重要的个体、组织和社会问题；“教学的学术”，传播知识和改进教学实践。[7]依照博耶所界定的广义学术概念，问题探讨式研究无疑是“发现的学术”，而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则是“应用的学术”，体系建构式研究、历史描述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综合的学术”，媒介批评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应用的学术”。显然，不同研究套路的新闻传播学术具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都有深入展开的必要。
历史描述式研究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历史事实，呈现新闻传播发展进程全貌，为进一步解释新闻传播史奠定基础，为后人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智慧提供认识对象，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
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这些策略性研究，是关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决策、对策和政策研究，对于新闻传播业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受业界欢迎。陈力丹说得好：“新闻学与多数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闻传播行业。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新问题，需要学界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并为新的行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8]。不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甚至没有多少价值。所谓策略，无论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策略，还是微观层面的传媒运作策略，都是达成某种现实目标的行动方案、方式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权衡取舍之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常变常新，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难以理论化。因此，在西方国家，这种实用性的行政研究主要是咨询公司为顾客所作的报告，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9]。
体系建构式研究与问题探讨式研究同属于理论性研究，学术取向与研究宗旨却有所不同。体系建构式研究的宗旨是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这种努力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体现为概论式教材的编撰，其实是对学科知识的归纳整理。譬如，有位教授先后推出几种不同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坦陈自己多年来讲授“《新闻学概论》课的基本框架未变，但每年总有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考充实进去。这是从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也是从不断深化着的新闻学研究中借鉴过来的”[10]。按博耶的学术观，这种概论式教材的编撰属于“综合的学术”，是对已有认识成果的归纳整理，旨在建立或完善学科的理论架构或知识框架，作为教科书而发挥知识传承的作用。而理论创新或知识增长，主要依靠“发现的学术”，依靠问题探讨式研究。
至于媒介批评式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新兴领域，目前正处在成长过程之中。我说过，媒介批评是深化新闻传播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性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能为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11]可见，媒介批评若偏向策略性研究，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对传媒实践的理性反思；若偏向于理论性研究，则成为理论创新或理论重构的前奏。无论如何，媒介批评都蕴含了哈贝马斯所谓“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对于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科学问题与问题意识
如果暂且不论新闻传播学术的几种策略性研究，着重讨论对理论创新与知识增长贡献较大的历史描述式研究、体系建构式研究、问题探讨式研究、媒介批评式研究，那么，这四种不同的研究套路又可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种是学科体系取向，一种是问题研究取向。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12]这意味着，学术研究应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即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然而，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大力倡导和践行的，却是学科体系取向。在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中，学科体系取向一方面体现为以“△△学概论/导论/通论/教程”方式命名的基础理论著作、教材得以大量编撰，一方面体现为把新闻传播业务活动分门别类地建构为以“△△学/教程”方式命名的应用理论著作、教材得以不断出版。结果，不管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体现为不同版本的教材。除了“始作俑者”和少数“后来居上”的论著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对有关学科知识做了具有某种新意的系统论述，大多数后来“翻版”的教材，不过是把有关学科知识重新排列组合，替换一些案例材料，更新一下叙述语言，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增长。
应当承认，在新闻传播学科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把构建学科知识地图摆在首要位置也是必然的、必要的”[13]。这是因为，“学科知识地图”即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学科地位的合法化、专业教育的开展、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学科创建初期，研究者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努力，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创新，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敬畏。然而，一旦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建立，学术研究又没有根本性突破，就急忙“翻新”学科知识体系，无疑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真正进步。因此，在学科格局基本确立的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学科体系取向转变为问题研究取向。用黄旦等人的话说，就是要“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14]。
在科学哲学中，“问题”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是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产生于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反映出当前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15]所谓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16]
面对科学问题，研究者对认识对象不轻信，不盲从，自觉抱持一种分析、质疑、批判而弄清问题、探索真知、创新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就形成了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17]大体上，问题意识包括“寻找问题，追朔问题，展示问题，阐释问题，解决问题”[18]等具体内涵，或者说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19]等具体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关键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提出问题本来是研究者在大学阶段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应当完成的学术训练。遗憾的是，一些已经或即将进入新闻传播学术圈的研究者，对提出问题这个基本功却不求胜解，不甚了然，以致分辨不清研究对象与学术问题、学术领域与学术问题、社会现象与学术问题；也有不少人为多年的习惯套路所左右，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2003年，潘忠党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作《总序》，明确指出国内不少人“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针对这种种情形，潘忠党强调：“应当大声疾呼：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
那么，“学术研究应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潘忠党举例说：当时学界和业界都关心的一个现象是传媒产业的整合（集团化），不同的问题由此产生：
〇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
〇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现象描述型问题）
〇在中国这一特特殊的转型社会，党—国力量在传媒集团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理论建构型问题）
潘忠党认为，尽管针对传媒产业整合的问题绝不限于上述三个，但这三个问题显示了提问者的立足点与问题的类型。第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是改革现象之一部分，也是提出第二个，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的人应该研究的对象之一部分。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问题有逻辑递进和发展的关系，即从描述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视角并提炼出理论问题。当然，真正有可能显示大众传播研究之学术价值的是第三个问题所代表的类型，即以理论学说为指导、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问题。[20]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有真假，只有发现和提出真问题，才能使研究具有学术价值，才能促进学术进步。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是研究者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真问题”是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且立足于现实经验而发现的有待解决的具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的难题；而“假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充分的现实经验作为依据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在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中难以成立或者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假问题”不一定完全虚假，很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不准确。譬如，对“新闻无学论”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值得商榷。有论者认为：“‘新闻无学论’不是一个无中生有或出于敏感而夸大的‘假想敌’，而是客观存在于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并已然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的现实威胁者。”然而，作者检索文献的结果却是：“在专业期刊上，很少见到‘新闻无学论’白纸黑字的明确论述，在正式场合也很少有坦言直陈‘新闻无学’的明确持论者”；直接宣称或阐释“新闻无学”的著述仅四处，出现在3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即：顾执中1937年发表的《经验便是新闻学》；中美日报读讯会1941年编的《新闻学的基础知识》认为“新闻学还是内容贫乏而混乱，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文革”前，康生、陈伯达认为新闻无科学可言，主张取消大学的新闻系；1984年初全国新闻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认为“新闻无学”，不必给新闻工作者评定职称。[21]。由此可见，“新闻无学论”尽管存在，但要说“流传近百年的形形色色的‘新闻无学论’”，“已然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的现实威胁”，却没有多少客观证据。难怪有书评认为，反驳“新闻无学”，杀“小鸡”焉用“宰牛刀”？用一部洋洋洒洒近40万字篇幅的专著来批判“新闻无学”论，实乃小题大作，徒劳无益。[22]
新闻传播学术要创新，不仅要提出真问题，而且要关注大问题。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指出，“在著名的科学家当中，科学修养的主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是否能想出新的解决方法。对他们来说，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使使杰出的科学区别于仅仅是能干的或普通的科学。”[23]在当前媒介化社会、全球化社会、转型期社会三重基本社会语境相互交织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固然要研究一切值得研究的真问题，但也不能满足于战术层面、技术性问题的浅尝辄止，而要敢于研究那些直接影响到现实传媒发展格局与根本走向的重要问题、战略问题、根本问题，不断向纵深推进，才可能带来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突破。
三、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
如果说问题是科学思考的焦点，那么理论就是其终极结果。[24]换言之，发现和确立问题之后，科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解答问题、建构理论。麻烦的是，恰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说，理论“所指的对象是如此多种多样——包括从小的工作假设，到综合的但含糊不清和未经整理的思索，直至思想的公理体系——使这个词的运用常常不是导致而阻碍理解。”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理论”。
罗伯特·默顿力倡“中层理论”，指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25]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提出，不应把“理论”看成是隶属于某一学科、对该学科性质和方法加以说明的一种系统表述，而应把它看成是一种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融智力史、伦理原则、社会预言和评价标准为一体的一种特殊话语[26]。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发展了这一观点，从不同维度对“理论”作了界定：（1）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阐明对研究对象的某种认识；（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的批评；（4）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对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27]乔纳森·卡勒强调理论的“跨学科”性质，力求达到“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的层面，是对理论超越（具体学科）性与普遍性的追求，理想化的色彩相当浓厚。
可见，从“小的工作假设”到“中层理论”，再到“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都可称为“理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境界，便是形成或建构理论。在学术策略上，新闻传播研究要建构那种“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是不太现实的。可行的路径应当是建构罗伯特·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事实上，除了像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党报理论等宏大理论外，西方传播研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中层理论的不断建构。譬如传播效果理论，就先后产生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创新扩散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培养分析”、“信息鸿沟”、“第三人效果”等学说，从而使传播效果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发展。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便是几乎没有提出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理论。追求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已成为摆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前庄严的学术使命。
必须承认，能够达到建构“理论”或创建“理论体系”境界的学术研究，总是极少数。通常情况下，学术研究的结果多种多样：“或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推翻原有的理论框架或部分结论，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证明前人的某些受到质疑的说法不谬，但这必须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验证，并在部分论据论点上有所充实、有所发展”[28]；或者对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视阈中重新加以探讨，得出新的认识成果；或者运用前人正确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从而拓展或延伸原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对某一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形成比较全面的资料汇集或文献分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却始终不曾改变，这就是学术创新。论者说得好，“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根本价值之所在。不断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点；不断创新，也是学术研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之所在，即是其生命力之所在。”[29]如何界定学术创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大体上，发现新问题，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创立新范式，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要素范畴。一项研究成果只要具备某些创新要素，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学术创新。当然，它具备的创新要素越多，其创新程度就越强。
那么，新闻传播研究怎样才能实现学术创新呢？科学哲学告诉我们：学术研究要创新，就必须融入研究传统。拉瑞·劳丹（Larry Laudan）认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传统。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知识的谱系。一方面，“每一个研究传统都显示出某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的信条，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这个研究传统的个性并从而与其他研究传统相区别。”另一方面，“每一个研究传统都与一系列具体理论相联系，具体理论被构作出来以使研究传统的本体论具体化，并说明或满足该研究传统的方法论。”劳丹强调：“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一切理论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研究传统背景之中”P95，也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30]
如何把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研究传统呢？陈韬文曾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作了具体说明：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香港的媒介发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导师是提出“知沟”（knowledge gap）理论的菲利普·蒂克诺（Phillip Tichenor）。如何让一个从未到过亚洲的美国学者接受其选题？可以说，将选题纳入有关的研究传统与知识谱系，是问题的关键。尽管香港政治过渡期的媒介变化本身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也只是理论研究的个案。如果仅仅描述这一个案的变化，论文便停留在新闻专题分析的层次。如果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论文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具有理论价值：“当社会的权力结构更替时，权力结构跟媒介如何互动？”大凡权力结构有过改变的地方或时期，不管是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至20世纪末东欧解体、菲律宾人民革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民主化，这个问题都会适用。香港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代表”的是权力渐变模式，有别于革命剧变模式。这样一来，博士学位论文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brit（《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中国轨迹中的香港新闻媒体》）就把研究的问题纳入了权力结构的变革模式之中，使该研究超越地方知识的限制，在理论上与国际上找到对应的学术位置。[31]
当然，把自己研究的问题纳入一定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并不是要研究者匍匐不前，而是要通过对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更好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借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并不是要“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因为“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32]。而且，这“接着讲”，既可以是“承接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可以是“反着讲”，批判否定，另辟新说；甚至可以是“重新讲”，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建构新理论。总之，在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烛照之下，自己研究的问题更容易“豁然开朗”，从而获得新的感悟与体认。譬如，新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民生新闻”从一出现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民生新闻”的本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明确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33]。此说超越了此前的各种理论界说，可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阐释。
由于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方面的资源还相对有限。因此，把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就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当着眼于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陈韬文研究香港的媒介发展，着眼于权力结构的变革模式来研究权力结构跟媒介的互动，动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资源。可见，新闻传播研究者只有拓宽学术视野，吸纳整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成果，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论域出发，寻找有效的研究框架与理论资源，确立可行的研究路径，在恰当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相衔接、相生发、相激荡，取得富有学理内涵和创新意义的成果，切实推进新闻传播学术的不断进步。
四、余论
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本文从反思迄今为止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入手，着重探讨了强化问题意识与遵循研究传统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强化问题意识与遵循研究传统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才不是一句口号，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只是解决了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内在规范与学术理想。从学术生产场域来看，这种内在规范与学术理想要变成现实，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换言之，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学术问题与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学术生产的编辑出版生态，学术生产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机制，学术生产的社会环境与学术风气，都是必须加以正视并逐渐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要做专门研究，不是本文所能一一论列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批准号：12JZD020
注释
[1]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第1-7页。
[2]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第1-7页。
[3]董天策、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今传媒》，2011年第3期，第14-17页。
[4] J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J Shapiro, London: Biddles Ltd, 1981,p308,转引自邓正来：《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中国书评》第2期，1994年11月。
[5]黄卓越：《规范的界说与思想的限度》，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0-103页。
[6] Boyer, E. L.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 J. : Carneg 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 1990, p.16.
[7]许彬奇：《论博耶的学术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理工高教研究》，2008年第6期，第86-88页。
[8]陈力丹：《大力加强新闻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新闻界》，2002年第5期，第10-11页。
[9]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第1-7页。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后记》。
[11]董天策：《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媒介批评》，《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卷首语，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2]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纪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13]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第23-30页。
[14]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第23-30页。
[15]林定夷：《科学问题的提出与价值评价》，《求索》，1988年第4期，第62-68页。
[16]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页；[日]岩崎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于书亭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
[17]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5年4月5日,第8版。
[18]李思民：《问题意识的理论阐释》，《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75-80页。
[19]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5-15页。
[20]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见[美]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总序》第7-8页。
[21]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8-12页。
[22]孔大为：《“新闻无学论”何以死而不僵——读〈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一书的困惑》，《青年记者》，2011年3月下，第27-28页。
[23] [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周叶谦、冯世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6页。
[24]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171页。
[25]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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