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讲授“纪录电影的社会意义”

“格里尔逊模式”是如何影响中国记录电影发展的？在发现孙明经之后的新世纪，又该如何重新理解格里尔逊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12月8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吕新雨带来了题为“纪录电影的社会意义：从格里尔逊到孙明经”的讲座，从格里尔逊和孙明经的经历出发，探讨了纪录电影的社会意义和传媒人应该具备的素养。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吕新雨教授不仅是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拥有这样专业背景的她，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孙明经和格里尔逊的经历。“孙明经是40年代第一个把格里尔逊介绍给中国的人，而格里尔逊是记录电影运动的领袖。孙明经还被称作中国的格里尔逊。”吕新雨教授这样介绍了二人的关系。在讲座中，吕新雨教授结合自己的文章《熟悉的陌生人——格里尔逊在中国》从家庭背景、生平遭遇、成就与荣誉等多方面比较分析了孙明经与格里尔逊，她说：“我为什么给新闻学院学生讲这样的主题讲座，是因为格里尔逊把电影看做大众传媒，讨论大众传媒如何塑造公众舆论。”

（吕新雨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的最后，吕新雨教授特别提到自己在2013年5月通过新浪微博向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做的一个关于格里尔逊的小调查：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了解和认识格里尔逊的？你理解的格里尔逊代表了什么样的理念？他对于今天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和理论有什么意义？对你个人有什么意义？“调查发现对格里尔逊的普遍认识是刻板印象式的，但是有一位资深的电视制片人因为这个小调查而去重新阅读了解格里尔逊之后，她回答说‘可能今天我们缺少的正是他——格里尔逊’。”吕新雨教授说。

（董天策院长主持讲座）

提问环节，吕新雨教授花费了近半小时时间对同学们的提问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她看来，中国大陆地区记录片电影票房的颓势，是由于电影发行渠道的好莱坞化导致的。此外，她还认为独立电影纪录片应该设置相应的基金会，为独立电影导演提供一定的资助，不能只走商业化道路，仅仅依靠市场。“应该双线并行。”吕新雨教授说。

讲座最后，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这样评价：“之前的讲座多是从新闻媒体角度开展的，这次讲座则是跨学科的，整个的内容也是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这跟我们以往的很多讲座和报告也不一样，我想今天晚上各位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