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 第7期 96-105页)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持续升温，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本文尝试采用知识图谱的方法，选择SSCI、A&HCI两大数据库1978年至2018年间“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献作为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辅助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文数量逐年增长，形成了区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研究领域，而尤以政治学为重心，主要围绕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网络审查等问题展开，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中国政治转型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议题，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成为近十余年间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近几年来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增长明显，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新的学术热点之一。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海外研究、知识图谱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持续升温，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厘清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状况，梳理其研究的演进历程，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主题归纳与内容分析，对作为研究“对象”内在的学科“网络”和知识“结构”挖掘不够，本文尝试使用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的方法[1]，通过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数据库(A&HCI) 两大数据库1978年至2018年间“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821篇文献进行分析[2]，尝试描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学科网络、核心领域和研究热点，以期求得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作整体性、综合性、趋势性的理解与把握。

在知识图谱的生成与绘制上，本文主要借助CiteSpace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宏观勾勒。该软件是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原理，采用“寻径网络”等算法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进而呈现该领域知识演化的关键路径。“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概念最早由美国情报学家Henry Small在1973年提出，是指“两篇文献共同出现在了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目录中，则这两篇文献形成共被引关系。通过对一个文献空间数据集合进行文献共被引关系的挖掘的过程就是文献的共被引分析。”[3]一般认为，通过“共被引关系”的挖掘，可以揭示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拐点，实现对相关研究领域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领域发展前沿的探测。[4]不可否认，纯粹的计量分析未必能真实、准确地展示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因其对数据的高度依赖，分析结果也可能会与该领域的主流认知略有差异。[5]但采用计量分析优势也极为明显，即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形象地展示该领域大致的发展趋势、网络结构和研究热点。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基本概况

本文通过对SSCI和A&HCI两大数据库1978年以来收录的所有数据进行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检索，选取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和评论三类文献类型进行精炼，共获得821篇文献。从发表时间上看，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简单分为前后二十年两个阶段。前二十年，共计发表83篇，只占发表总数的10.1%，研究成果极为稀少。1998年后的二十年，海外相关研究共发表论文738篇，其中1998年至2007年间发表153篇，2008年至2017年则发表数量出现猛增，共发表580篇，平均每年多达60多篇（2018年因数据不全，目前只有5篇，故未计入）。特别是2016年、2017年两个年度，每年相关主题论文都超过90篇。（参见图1）

图1：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趋势图

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间，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并不活跃。之所以如此，有学者指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西方政治科学主流范式从政党研究转向为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二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简单化看法使得相关研究者不怎么关注中国共产党。三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使得西方学者纷纷投身于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问题的研究，从而冲淡了中国共产党研究。[6]但本世纪以来，这种研究的低迷态势得以明显扭转，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回到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7]特别是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海外不断升温，显得尤显活跃。不难理解，中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共产党国家体制并存的状态，以及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因素都使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甚至从“他者”的角度重新认识西方自身的关键。

本文检索所得的821篇文章分别发表在347种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上刊载2.38篇，分布极为分散，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的学科极为宽泛，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刊文量最高的前十种期刊分别是《问题研究》（Issues Studies） 59篇、《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53篇、《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47篇、《近代中国》（Modern China）23篇、《中国：国际期刊》（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19篇，《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3篇、《中国研究》（China Journal）10篇、《中国评论：大中华跨学科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10篇、《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10篇、《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0篇。这10种刊物共计发表254篇论文，占总数的30.9%。从研究领域上看，涉及非常宽泛，相对集中的十大领域分别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政府和法律（Government & Law）、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商业与经济（Business &Economics）、经济学（Economics）、社会学（Sociology）、历史（History）、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other topics）、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

在作者数量方面，821篇论文共由949名作者发表，另有4人匿名。就整体而言，作者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占到总体的66.626%。其中美国学者发文304篇，占比 37.028%；中国学者发文243篇，占比29.598%。此后分别是英国、台湾地区、澳州、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发文多于5篇的共有6人，最高产的是“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蔡文轩（Tsai, Wen-Hsuan），共发表11篇论文（包括合作研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洪长泰（Hung, Chang-tai）发表7篇，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阿普尔顿（Appleton）、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陈汉宣等人4人发表5篇，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系安林（Anne-Marie Brady）等12人发表4篇，16人发表3篇，109位作者发表2篇论文。

表1：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高发文Top10作者排序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流期刊与主流作者

高刊载量期刊并不一定代表是研究的主流期刊。通过Cite Space中“共引期刊”分析，可以得出受学术界关注的期刊分布情况。共被引频次反映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共被引频次反映了西方知识界认可的主流期刊。在参数设置上，本文将时间跨度选为1978－2018年，Time Slice设置为每2年一个时间分区，分析对象选择Cited Journal，分析对象筛选标准为Top50，即选择每一时间片段中被引频次或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数据，采用寻径（Pathfinder）算法对图谱进行修剪，运行Cite Space软件后得到共被引期刊图谱。（见图2）

经过数据分析以及对原始数据的对比，因《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在某些引文中亦被标记为China Q，两处节点应作数据合并处理。经合并处理，我们发现共被引频率最高的期刊是《中国研究》（China Journal），共被引达到298次，共被引频次居前十位的期刊还包括《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共被引207次）、《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共被引136次）、《亚洲观察》（Asian Survey，共被引116次）、《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共被引109次）、《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共被引95次）、《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共被引94次）、《美国社会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共被引83次）、《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共被引78次）、《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共被引77次）。这些高引用期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知识构架与主体结构，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最有影响力的阵地。很显然，共被引次数靠前的期刊与高发文量的期间并不存在完全对应关系，部分高发文量的期刊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共被引次数居前十位的期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区域研究综合性刊物。《中国季刊》、《当代中国》、《中国研究》、《近代中国》、《亚洲观察》都属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综合性刊物，囊括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文学、商业等诸多学科。不少的刊物在汉学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力。譬如《中国季刊》即是一份创刊于1960年的综合性老牌刊物，原由伦敦的“文化自由协会”（Congress for Culture Freedom）创办，最早由年青的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马若德）出任杂志主编。60年代末自由文化协会解散后，《中国季刊》正式移交给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该刊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是中国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之一。另一份期刊《中国研究》创刊于1979年，原名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主办，1995年更名为The China Journal，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类主题。目前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陈佩华（Anita Cha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担任主编。《当代中国》则创刊于1992年，目前由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 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赵穗生（Suisheng Zhao）出任主编。该刊在美国编辑、英国出版，是北美一份为学者、商业及政府决策者提供当代中国信息的重要期刊，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文学、商业、历史、国际关系及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第二类是政治类刊物，高被引的代表是《美国政治学评论》、《世界政治》、《民主杂志》三种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是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官方期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其出版。该杂志创刊于1906年，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政治理论、美国政治、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世界政治》创刊于1948年，早期是由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1951年至2003年间由普林斯顿国际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主要侧重于发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论文，2016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显示，该刊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类别排名第一；《民主杂志》季刊创办于1990，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国际民主研究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IFDS)的官方出版物，主要侧重于出版世界民主、民主政体和民主运动的研究。

第三类是社会学刊物，高被引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学刊》（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两种。《美国社会学学刊》（AJS）创办于1895年，是该领域的第一本美国学术期刊，它提出了社会学各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重点是理论建构和创新方法。《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则是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旗舰期刊，创办于1936年，致力于出版社会学学科的原创著作、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及方法创新以及有助于推进理解基本社会过程的研究成果。

通过CiteSpace“共被引作者”进行分析，生成共被引作者分布情况（如图3）。据图显示，节点较大者代表了在整个共被引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节点。共被引最高的前几位学者分别是斯坦福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Walder），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哥伦比亚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墨宁 (Melanie Manion)。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LI C）、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不难看到，美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占据了绝对的话语优势，而且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政治科学领域。魏昂德、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四位学者的共被引频次均超过70次。

魏昂德系斯坦福社会学系教授，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长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与研究。他最早的成名作是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透过分析中国国有工厂中权力庇护关系形成过程，重新诠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8]1995年，魏氏出版《共产主义国家的衰落》，对市场转型过程政府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论断。[9]此外，魏氏还长期关注历史社会学，对北京、南京以至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都有较深刻的研究。[10]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可能要算在中国内地最具知名度的中国问题专家。1991至1996年间，他担任《中国季刊》主编。沈大伟长期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出版过《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2013）、《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2008）、《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2003）、《美丽的帝国主义者（1972~1990）》（1991）等多部作品。另外还主编过《纠缠的大国：美国和中国》（2012）、《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挑战的图示》（2011）、《美国、欧洲与中国的关系》（2008）、《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2005）、《现代中国国家》（2000）等20余部论著。2008年，沈大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转型“调适论”的典型代表。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同样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研究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领域。黎氏自1960年读大一时即受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启发迷上中国研究，自1976年起出版了《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1976）、《中国的民主》（1986）、《中国的危机：改革困境与民主前景》（1991）、《蜕变中的中国:政治变迁与民主化契机》（1998）、《中国的新领导：秘密档案》（2003）、《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的战略》（2012）等著作。

狄忠蒲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他较早将“政党适应性”概念引入对中国政治的研究。狄忠蒲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迁的展望》（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和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的经典作品。

表2：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共被引频次Top10学者排序

中国学者在SSCI及A&HCI收录的期刊中发文量并不少，然而我们通过“共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则发现中国学者很少进入高被引群体，这说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获得对应的话语权。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经济、区域研究等相关学科，与西方主流话语的融入度相对较差。中国学者就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以上述各地综合性高校的海外归国学者为主体。语言能力、研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话。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文献与学术前沿

按照此前的方法，本文绘制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文献的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4）。所谓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文献被同一文献引用的现象。一般来说共被引频次可能随时间增加产生变动，基于共被引关系形成的文献网络构成一个动态结构。情报学中，文献共被引分析往往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研究前沿。图4清楚展示了1978年至2018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文献。图中节点大小反映文献共被引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文献间存在共被引关系。共被引次数越高，其学科关系、关注中心愈为接近。图谱中知识网络位置偏于右侧，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前期成果相对有限，不足以构成共被引网络图谱。仔细观察该图谱，不难发现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中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网络，这揭示近20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可能存在研究重心的转移。左下角的知识网络以社会学研究为中心，中间部分侧重于政治学研究，节点众多、网络复杂，反映出政治学领域相关研究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点。最右上角的部分则代表了近年来传播学等新兴学科热点。 

在CiteSpace生成的文献共被引网络中，关键文献节点指的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聚类的节点。它们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占据着知识流动网络中的关键位置，是从一个研究方向朝向新的研究方向转变过程中的核心节点。通过对图4的分析，我们提取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十篇文献（参见表3），这些文献可视作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文献，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重要的知识拐点。这10篇关键文献共包括专著7本，论文3篇。3篇论文中，2篇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之上，另1篇发表于社会学期刊《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值得关注的是有两篇著作都出自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狄忠蒲教授，分别是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迁的展望》，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这些文献作者大多数都是从事政治学研究，另有少数学者从事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时间上看，这些作品发表在2003-2013十年之内，表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由此奠定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路向和学术基础。

表3：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共被引Top10文献（1978-2018）

通过对表3文献的梳理和研读，这十篇文献主要涉及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网络审查三方面的议题，反映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心所在。

政治转型一直是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高热议题。共被引的经典文献中沈大伟、裴敏欣(Pei  Minxin)、狄忠蒲等人的作品均属于这个领域，且分别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国家体制走向不同的看法。经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将市场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挑战并超越了西方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国国家体制的走向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近20年代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研究中，对中国政治转型大体呈现出三种差异性的看法：一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在经济发展到足够程度后会逐步转向西方民主化道路。例如吉米借助民主转型理论提出领导层和社会中的民主派相结合，从而将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转型。[11]这种看法根本上其实延续了“华盛顿共识”的观点。第二种则对此表示悲观，认为中国的内在结构必然崩溃，改革将难以推进。这种论调以美国加州克莱蒙.麦金纳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裴敏欣出版的《中国蹒跚转型：发展型威权政府的局限》为代表。裴氏此书论证的逻辑起点来源于新制度经济中的劫掠型国家理论，裴氏对中国的政治转型持“总体批判”的态度，认为“前景悲观”。裴敏欣认为：“中国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没有政治改革，因此缺乏对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进行限制的制度手段，共谋性的腐败将会广泛扩展，政治治理最终会陷入恶化，因此改革难以为继，前景黯淡。” [12]第三种看法则是以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并日益成为当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这类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应对变化的调适能力。中共政权既不会绝对转向民主国家，也不会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政党调适性”的概念早在1997年就由狄忠蒲提出，此后狄忠蒲又于2003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迁的展望》、《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两部专著，对“调适论”作为进一步的讨论。2008年，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出版《中国共产党：萎缩与调适》，成为中共调适性研究阶段性成果的显著代表。2011年，韩博天与裴宜理合编《毛泽东的无形之手》则从历史的视角讨论了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例如裴宜理就指出中共的政治治理是一个不断改变、调适、试验与修正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游击政策风格”。[13]

在官僚体系的研究方面，美国西北大学史宗瀚(Victor Shih)等在2012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了《如何在党内获得提拔：中央中央委员会的研究》（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史宗瀚等使用贝叶斯估计模型（Bayesian Model）对12-16届中央委员会和候补委员会成员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突出的经济增长会影响党内的位置，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政治忠诚等因素提升了官员的党内地位，政治忠诚和维持稳定成为高级干部最重要的素质。[14]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以及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日益凸显。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金加里（Gary King）和他的学生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网络审查制度如何允许批评政府却禁言群体煽动》（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的论文，金加里等透过专门设计的电脑系统，对1382个中国网站上进行定位、访问并下载，最终随机选择127283篇社交媒体网贴进行量化研究，金氏等得出结论：中国领导层允许社交媒体发展，也容忍对政府、政策、领导人的批评，但是却禁言群体煽动，网民在群体活动上受到控制。[15]

在图4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部分红色节点年轮，这其实是采用突现检测算法(Burst Detection Algorithm)对特定时段内引发学术共同体密切关注的、被引频次激增的文献——突现性文献。突现性文献包含突现值和突现时间两个维度，突现性高的文献意味着其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受到了特别关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研究领域在相应时间区间的研究前沿。表4显示，在2000-2003年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关于“市场转型”的研究、密西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Xie Y）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构成这一时段的突现性文献，反映该时段与此两个议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2004年至2016年间，以狄忠蒲、裴敏欣、沈大伟、史宗瀚、边燕杰等研究突现度最高，政治学主题成为这一时段的研究中心，而且一直持续至今。2016年后，金加里关于社交媒体网络审查的论文风靡一时，反映出传播学等新兴学科有望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热点。上述突现文献突现时区的历时性演进大体反映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前沿热点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也与图4中呈现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网络结构大体吻合。

表4：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高突现性文献列表（1978-2018）

为进一步探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趋势，本文再次利用软件对近五年的数据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通过聚类分析，本文发现近五年的相关研究中，社交媒体、权力分享、国际视野三类主题聚类效果最为明显，显示近几年来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这三个议题上。以社交媒体为例，金加里（Gary King）2013年发表的论文构成传播学相关议题研究的典范，此后的几年间，大量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呈现学科内的爆发性的增长（见图5最下侧 “#0”聚类），相关研究已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新兴的热点之一。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的绘制，尽管计量的方法受数据、算法的影响和制约精度有限，也难以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理解文本内在脉络，但却不失为我们深化认识之一途。作为科学计量的一种方法，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宏观地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相关研究大致的趋势、结构及热点，为我们绘制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知识图景”。研究发现，1978-1997年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果稀少，研究较为低迷，近20年代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趋于热门，最近两三年间则是研究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区域研究、政治科学、社会学等领域。政治学研究很长时段内都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转型、官僚体系、网络审查等问题展开，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其中，中国政治转型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核心议题，沈大伟、黎安友、狄忠蒲等人为代表的“调适论”成为近十余年间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近几年以来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明显的增长，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新的学术热点之一。另外，参与其间的中国学者虽然为数不少，但影响力还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