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 《现代传播》)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对日宣传严重滞后，急需适应战时要求的国际宣传人才。1943年中美合办“重庆新闻学院”，它以“培养国际高级宣传人才”为目标，以“应战时之需”的实践教学为原则，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开展教学改革与创新尝试，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该学院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新闻教育与国家需求的一次成功对接，其经验对当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仍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闻教育；重庆新闻学院；国际宣传；抗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军事斗争之外，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借助新闻、广播等对外传播形式，积极开展和强化国际宣传能力，以求得对日宣传战的主动权。随着海外宣传的开展，中国新闻人才紧缺问题日渐凸显，急需具有国际视野，洞悉内外时局，熟知国际新闻理念与宣传规则的战时传播人才，进而赢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与援助。抗战时期中国如何培养对外宣传人才？战时中国新闻教育如何承担育才使命？战时 “外宣”人才培养与平时又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学界尚未有系统阐述和研究。重庆新闻学院是抗战时期以培养高级对外宣传人才为目的国际化新闻教育机构，是战时中国办学条件最为优越的新闻学院，本文尝试以该学院“外宣”人才的培养为切入点，通过史料梳理，总结其战时新闻教育的实践与经验，以期为当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历史借鉴。

一、“应战时之需要”-重庆新闻学院的创立与战时对外宣传的互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借中国战事失利，在国际上营造谣言，散播中国抗战行将“失败”的舆论，妄图动摇我方抗敌意志。对此，中国民众和海外舆论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加强国际宣传活动，扭转国际传播的被动局面。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由董显光负责的国际宣传处，下设广播、外事、对敌等科室，通过新闻会议、协助采访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日宣传战。遗憾的是，战时中国国际宣传人才的短缺，极大制约了海外抗战宣传的传播效能。战前中国新闻教育并未有针对性地着眼于战争宣传来培养人才。《大公报》对此曾疾呼，“新闻教育在中国,尚没有引起一般人十分注意,然而在今日,由国际宣传的立场上看来,可以知道新闻事业的重要与新闻教育的急需。”①报人曾虚白则指出，随着国际宣传战的开展，中国“痛感积极训练人才的必要”。②国难期间，中国新闻教育因日本侵华遭遇重大损失，燕京等大学新闻院系被日军接管或破坏。一时间新闻人才的培养捉襟见肘与战时中国对宣传人才的迫切渴求形成了巨大鸿沟。提高中国海外传播能力培养国际宣传人才是战时中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重庆新闻学院的创办由此提上议程。

1943年初，国际宣传处负责人董显光同宋美龄赴美开展战时宣传时，与美国哥伦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艾克曼达成共识，约定由美方提供师资，中方提供基础设施，联合培养对外宣传人才。如董显光所说，“中国关起门来打日本入侵者而全世界却知之不多、处之漠然，全在于宣传没有跟上去”，必须“设立一所战时新闻学校，以英文来训练青年读新闻学”③，“用强化办法培训一批能用英文写作的新闻记者和报人，来报道中国的艰苦反侵略战争，争取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④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以“战时中国唯一完善的新闻教育机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为基础，组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该学院“是战时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也可说是应战时之需要而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因校址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又被外界通称为“重庆新闻学院”，由此开启了战时国际新闻宣传人才的培养实践。

二、重庆新闻学院国际高级宣传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教学特色

从194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新闻学院着眼抗战人才需要共招收三届学员，第一期结业30人，第二期结业27人，第三期未及开学即停办，实际“为民国新闻界培养了57名国际新闻高级人才”。⑤该学院在专业教学管理上实行中美共管。在课程设置以美国新闻教育为范式，侧重训练学员掌握国际宣传的实务技能，形成了自身办学的鲜明“个性”。

1. 立足中西培养“高级国际宣传人才”的教育定位

新闻教育的手段和资源配置，取决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战时中国对新闻宣传的人才紧缺，迫使该学院在成立之初，即明确提出以培养“高级国际宣传人才”为办学目标。学院创办之初即在师资及学生选拔两个方面，对教学资源优化设置。在师资方面，该学院借助中美合作办学的优势，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直接引进师资来华执教，教务长克罗斯曾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和律师，具有良好的口才和丰富的写作经验，负责新闻史、新闻法、新闻伦理等课程。1944年6月克罗斯离任后，吉尔伯特继任教务长一职。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华采访17年不仅熟谙汉语并掌握两种方言，具有丰富的国际新闻报道经验，⑥负责新闻采访、新闻编辑和新闻写作等课程。除两位骨干教师外，助理教授罗吉斯，曾任WIS电台节目监制；贝克尔为美国《世界观察》杂志编辑；德劳雷为《晚论坛》执行编辑。这些教师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不仅增强了该学院的专业教学能力，更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国际宣传实务接轨。

除美方师资之外，重庆新闻学院中方师资则由战时中国宣传工作主要负责人直接充任。这其中，该院正副院长则由国际宣传处负责人董显光、曾虚白分别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国民党“中常委”潘公展、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分别教授“新闻学概论”、“三民主义”、“比较政府”等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学院力求充分发挥美方教师在专业教学上的优势，几乎所有新闻理论及实务类课程全部由美方教师充任。在办学思路上，曾虚白将该学院界定为，“一所大学以上程度的教育机构，教学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担任国际宣传任务的高级新闻人才”，“所以该学院的一切设施，从学院的甄别，课程的编订，都已达成这一使命为目的，并不拘泥于普通学校或研究员的常轨。”⑦对于国际宣传高端人才的界定，他认为应该具备以下五种素养：1、明悉国策国情；2、了解国际情势；3、熟悉驻在国文化风俗；4、熟练运用驻在国语言文字；5具有采访新闻之敏感和处理新闻之技能。⑧这五点要求高度了概括了国际宣传人才的特点，明确了人才技能各项要求，对学院开展新闻教育实践，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为了实现高端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重庆新闻学院从生源选拔上严格把关，要求报考者须有大学学历，熟练掌握英语会话和写作。录取考试科目，包括英文基础及口语、中外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考生应是“于国内外大势有概要认识的青年”，其标准超出战时同等高校的要求。1943年重庆新闻学院首批招生报考者达250人左右，但最终仅录取30人，足见考试和选拔的苛刻。这些录取学员年龄在19-37岁之间，他们当中即有流落于西南的清华、北大、南开的失学学生，也有已经工作多年的教师、公务员、新闻记者。尽管他们身份境遇各异，但大多是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对得来不易的求学机会倍加珍惜。

为让学生安心学业，学院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为学生提供了优厚待遇。学员在院学习期间可优先进入国际宣传处工作，如成绩优异可获得公派赴美留学资助，其金额超过“庚款留美”项目⑨。据学生马大任回忆，1947年他留学期间得到学院资助3500美元，其中个人自筹仅100美元，足够支付在美生活费用而无需勤工助学。学员入学后即享受中校军衔待遇，原有工作者工资照发。如无工作学校提供免费住宿和1200元/月的津贴。⑩优厚的待遇，使得学员尽管面临严格选拔，仍趋之若鹜。而经过重重选拔的得以入学的学生，则堪称战时中国新闻教育最为幸运的“宁馨儿”。⑪

2. 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为蓝本制定课程设置

新闻学者黄天鹏认为，中国新闻教育从诞生之初即深受美国影响，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并驾齐驱，前者注重新闻纸科的实习，后者则关注优秀记者和编辑的培养。⑫重庆新闻学院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和国际宣传的实务要求，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课程设置为蓝本，将课程分为政治课程、专业课程和实习课程三大类。其中专业课分四个学期，每学期三个月，前三个学期以专业学习为主，第四个学期则为课程实习，学生可到各战区采访报道。学业考核以作品和实习表现为标准。为了适应战时人才培养的需要，学院在制定课程中力求精益求精，并未加入过多通识课程，将更多的课时资源投放到专业课程中。其具体设置见表1：重庆新闻学院的专业课程表⑬

从课程名单考察可以发现，重庆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核心是侧重新闻采、编能力的训练培养，且教学和考核要求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编报法，评论和特写等写作课程的设置完全着眼于战时新闻写作需要，使学生在学校教学阶段即接受了良好的新闻写作训练。在理论课程设置之外，辅以实践教学，进而固化课堂及理论教学的效果。为发挥广播在宣传中的作用，课程设置还关注到了这一新兴媒介，特意增设广播新闻课程，以适应战时中国国际广播快速发展的趋势。⑭

3.“以实习为求学方法”—贴近国际宣传实务的实践教学与强化训练

重庆新闻学院成立之初，承袭了美国新闻教育中重视实践的传统，提出学院“不是一所纯粹学术研究机构”，要“以实习为求学方法”，通过大量实习带动课堂教学参与性，检验课堂教学成果。在采访与写作这类课程中，美籍教授通常将课堂教学集中在一天，随后按照选题分组，分配采访、编辑、统筹等任务。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教师则全程参与指导，要求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定任务，综合评判学员学习效果。学员交稿后，教授会当面讲评修改文稿，使其“明晰有待改进的写作方法”。外籍教授知晓学员英文不精，故批改作业超乎寻常地细致，几乎是“一位教授对一个学生坐在一起，将稿子一句一句地改”。⑮所有的选题、采访，写作、讨论等环节，都是按照“真正的记者工作”来要求完成。经过训练，学生虽未毕业却已对新闻工作驾轻就熟。

重庆新闻学院的实习教学得到战时国际宣传处的帮助，这是其新闻教育的一大优势。战时“国宣处”曾每周举行两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新闻学院要求学生全程英文参与这项活动。很多学员在毕业前，对外国记者的提问偏好乃至工作特点即已了如指掌。由于学院的官方背景，学生毕业即有机会进入国宣处、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等官方宣传机构实习和工作，求职起点颇高。

重庆新闻学院强调教学要培养学员具有纯熟掌握，切合国际宣传实际情形的英语新闻采编能力。美国新闻专业课教师全程采用英文讲授。课程教学所使用的案例、理论和专业课教材，多采自原版英文教材。学员在课堂教学中所记录的笔记，专业考试也用英文完成。语言障碍的突破，这使得学员具备了跨文化传播能力。

学院组织另一项实习任务是编译战时英文周报《重庆新闻》（The Chunking Reporter）。这是一份四开的全英文报纸，每期4页，它既是新闻学院“学生实习的园地”，也是陪都重庆公开发行的“惟一的英文报纸”。⑯该刊在创办之初，尚需外籍教授指导，但随着“教学设计的优良”，后期报纸完全由学生独立承担编辑、访员、特写等任务，“这张报纸，编排优美，报道精彩，很快博得重庆读者的赞扬”。作为学生的“试验品”，该刊前后发行了三年时间，“可以给学生以许多极感兴趣与兴奋的经验”，其对学生的实务训练是“其他各处任何新闻学校出版物所没有的”⑰。《重庆新闻》是针对外国读者的国际宣传刊物，因身份特殊，使其成为战时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期刊的出版定位，“不是同别的报纸抢生意”，而是面向“外国使节、军事人员、学者和政府官吏”，报道中国抗战讯息。⑱它的国际新闻“主要报道个战场的军事新闻，包括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也刊发学生在赴滇缅战场采写的战地通讯，多次获得美国媒体转载，加强和拓展了中国战时对外宣传的渠道。

4、在育人中培养“求真”与“质疑”的新闻职业理想

重庆新闻学院在注重培养学生新闻宣传技能培养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学生新闻理念与职业道德的锻造。学院创办者和领导者董显光多次指出，学院设立的初衷是“用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新闻自由的观念来训练一些新闻作家。”⑲在办学中，尽管经费由中美双方提供，但董显光却享有“自由处理学院事务”的办学自主权，在有限范围内摆脱国民党的“严格控制”。办学中，学院强调新闻教育要以“育人”本位。院长董显光受美国新闻理念影响颇有民主作风。他曾对学生说：“你们不是我的干部，我不属于任何派系……我只是为国家教育一批国际宣传人才，你们是我的学生。”⑳对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方针有所抵触。

在实践教学中，教员注重通过率身垂范来引导学生坚持新闻真实性。院长董显光指出，“新闻学院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导学生，对报道的忠实性……原则能具有高度的尊重”，“而这一方面的努力，大部应归功于美国教授”21美方教员在学院教学中努力克服语言与文化的障碍，教学方式自由。教务长克罗斯教学认真严谨，他曾说，“假如你不参加学生的工作，你怎么能指导他们工作的错误？”22他事必躬亲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信任。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必须尊重和贯彻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让学生懂得“空洞及徒事修饰之文字，并非合格报纸所需之最佳文字”。23院长董显光则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的“质疑”给予理解包容。有一次，他在演讲中出现表述错误，被学生责问。他说：“接到学生如此坦白的意见，真感到有些惊异”，在旧时“教师和学监是极为学生敬畏的”，但他为了向学生灌输“民主精神”，当即“表示对他的意见非常欢迎。”24他甚至告诫学员，国际宣传要敢直面问题，“十条新闻中有九条是好的，一条是坏的，报纸的信誉就会提高，国际宣传的效果也会扩大”，25把“说实话”视为赢得国际尊重的前提和“达到宣传的目的”有效手段。在注重事实的基础上，学院还引导学生注意把握战时宣传的内涵和特点，正确处理“保密、安全、士气、民心”的内在关系，妥善处理“国际宣传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矛盾”。26

三、“为国家教育一批国际宣传的人才”—重庆新闻学院的办学成果

对于重庆新闻学院人才培养效果，董显光曾颇为自豪地说，战时“物价暴涨……我在政府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30个学生及对中国完全陌生的4位教师”，这是“一份沉重的担子。”但两批学生毕业后，“我便感到十分丰厚的报偿了”。从1943年-1945年，重庆新闻学院适应战时需要，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极为高效地为战时中国培养了57名宣传人才27。由于学生综合能力强，加之采取了“国际化”的培养方式，使得其毕业生大多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名校录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解放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招收的28名中国留学生中，既有10人出自该学院。

如果进一步追踪该学院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和专业表现，则更进一步证明了重庆新闻学院培养“高级国际宣传人才”的目标取得了成功。在已经毕业的57名学生大多能学以致用，他们或投身新闻界成为职业报人；或投身政界担任对外宣传机构负责人；或置身科研机构从事与对外传播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即使日后改行从事其他职业，也多能在各自的岗位有不俗的表现。在这些人中，有战后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中国邮报（英文）》的创办者，被誉为台湾第一女报人的余梦燕。28有第一批回到新中国的海外新闻学留学生王作民，1949年她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辗转归国，先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北京周刊》从事外宣工作，编译稿件逾一千万字，其撰写的《美国万花筒》为誉为“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部长篇访美游记”。29有中国对外传播学研究的拓荒者段连成，上世纪80年代他撰写的《对外传播学初探》，被誉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建设的第一块基石。”有新中国最早提出重视“新闻价值”意义的莫如俭。有中国第一代海洋法研究专家张鸿增，有中国第一代版权专家汪衡。而其新闻学院学员也均各有所成，其情况参见下表30：

董显光赞誉重庆新闻学院新闻教育是为“中国报界增加了60名男女报人的潜在力量，增加了60名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的人（实为57人）”。31而就这些学员毕业后的发展考察，其成绩显然超出了办学者当初的预期。这些学生学有所成，活跃于中外新闻、教育、法律、外交各个领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中外关系的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才培养的模式的成功。

四、结 语

对于重庆新闻学院的办学成绩，曾虚白曾颇为自豪地指出，“我们认为教学的设计很恰当切适，教学的推进很圆满顺利，而学员等努力向学的情形也保证了我们预期目标之必可到大。”32重庆新闻学院作为“应战时之需要而成立的新闻教育机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培育了一批新闻宣传人才，堪称是战时中国新闻教育与国家需要的一次成功接轨。

重庆新闻学院能取得的如此成绩，除教学创新之外，还得益于所处时代与地域的特殊性。报人刘光炎指出，战时重庆身为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中心城市，为新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尽管战时中国新闻“人才不多”，“但平、津、沪、汉、港、粤乃至海外办报的好手，差不多都集中在重庆。”所以“当时的学生”在这里学新闻“真是享受”。33此外，国难之际人才奇缺，导致战时各新闻机构用人“胸襟开展，只觉大地开阔，只愁没有人，尽量训练新人才，尽量提拔后进”34，这为青年学子提脱颖而出营造了机会与空间。

重庆新闻学院教育实践实际代表着中国新闻教育从平时模式向战时模式的务实性转换。这种“战时模式”的特征，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的优化，为战时中国速成培养实践型新闻宣传人才。这种新闻教育模式的转换，既是时局所迫亦是国家所需，显示了战时中国新闻教育以救亡为己任，自觉服务于抗战需要的责任意识。

重庆新闻学院完全着眼于战时需要，短期速成式的人才培养，是以学生自身综合素质为前提，以牺牲新闻学术研究为代价的。随着抗战接近尾声，这种偏重实践培养忽视学术研究的趋向，显然难以满足战后中国对新闻教育的更高需求。对此，曾虚白亦有清醒认识，他在学院未来规划中曾提出，今后学院应朝着“研究所”的方向建设，一方面保持“现在的作风”，一面要“选取专题作精深的纯学术的研究”，实现新闻研究与技能培养的均衡发展，这似乎预示着中国新闻教育已开始准备从战时状态向战后重建之路的回归。但遗憾地是，这一设想终因时局动荡和学院的停办而未能实现。

（作者齐辉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付红安系重庆大学法学院15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新闻教育特刊发刊词》，《大公报》，1936年5月9日。

②⑦⑧32曾虚白：《中政新闻学院之产生及其未来》，《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4年第2期。

③《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1948年1卷3期，第36页。

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199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98页。

⑤27邓绍根：《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

⑥《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9月22日。

⑨⑱⑳252630马大任：《回忆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学院——并怀念国际宣传史上的一群小兵》，《传记文学》，1998年第1期。

⑩Ma J T: From Studying Abroad to Staying Abroad，Chinese America History& Perspectives，2004。

⑪22《新闻事业的新摇篮-记中政校新闻学院》，《中央日报》，1943年11月5日。

⑫黄天鹏：《新闻记者之教育》，《新学生》，1931年第1卷第5期。

⑬课程内容根据曾虚白：《中政新闻学院之产生及其未来》，《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4年第2期整理而来。

⑭齐辉：《抗战前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世界听众的互动交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1期，第153页。

⑮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编：《东南大学文科百年纪行》，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⑯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⑲《董显光回忆录》，《报学杂志》1948年1卷3期，第36页。

23《中央日报》，1946年5月27日。

28崔之清：《当代台湾人物辞典》，1994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55页。

29徐惟诚，《徐惟诚文集（第11卷）杂文（上册）》，201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73页。

3334刘光炎：《抗战时期大后方新闻界追忆》，《中国新闻史》，1977，新闻研究所，第405页。

Training Idea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ropagandists in Anti-Japanese War

— —Taking the Post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in Chongqing as the Center

Qi Hui   Journalism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Fu Hong-an   Law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a's propaganda to Japan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and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propagandists who can adapt to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In 1943,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intly organized the Post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in Chongqing which aims to training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ropagandists and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chool has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propagandists that hav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a short time. It’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aining international propagandists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Post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in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The Anti-Japanese War

通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402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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