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波，高雪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

载《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1期，第111-118，128页。

摘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西部三个省市的812份老年人调查数据，利用列联表交叉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旨在探讨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9.7%的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选择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年龄低、文化水平高、经济状况好和会使用电脑的城市老年人更有可能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深层次看，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在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上存在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影响因素；城市老年人；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The status of online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among older urban adults in west China

LI Cheng-bo， GAO Xue

(School of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nline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 for the urban elderly in urban areas of West China. A total of 812 urban older respondents from three provinces in west China were selected i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2017. Cross-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9.7 % of the older urban adults obtain health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urban elderly with lower ag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better economic status and ability of computer use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health information by internet access. Furthermor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nline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 demonstrated the digital divide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sue among older urban adults in west China.

Keywords: health information; online access; influence factors; older urban adults; west China

 

1. 引言

健康信息是指与公众、病人及其家庭相关的健康、医学信息和资讯（Smith C et al.,2005），它能够帮助个体理解自身或家人的健康状况并且做出相应的决策（Patrick  K,1995）。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公众获取健康信息渠道不断增多，国外图书情报学及健康传播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的健康信息查寻行为,即有目的地从选定的信息载体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Johnson J  D,1997），人们选定的信息载体即为健康信息获取的途径，影响着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内容与质量。

我国是老年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在中国健康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老年人是健康信息服务与利用的大规模潜在特殊群体，其健康信息获取途径的研究很重要。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也逐渐被老年人所接受。据中国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这其中60岁以上网民占比5.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相比于其他群体，老年人更多地受到疾病困扰，对健康问题和健康信息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需求，但是，由于老年人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电脑和互联网使用能力缺失，使得他们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遇到不少障碍。因此，关注和研究我国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社会因素、健康状况、健康意识与行为以及电子媒介使用等四个方面。

2.1人口社会因素

人口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经济状况、职业、居住安排等。年龄是预测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的一个重要因素，Robertson-Lang等（2011）认为，相比其他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年龄在50-70岁之间的老年人更多地通过网络搜索和寻求健康信息，这大概与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阅读能力下降（Baker D W et al.,2000）和知识不足有关（Stronge A J et al.,2006）。相比男性老年人，通过网络查询与获取健康信息的女性老年人占比更高（Eriksson-Backa K et al.,2012; Basit A et al.,2014），她们以此来满足自身及家庭的健康保健需求（Campbell R  J,2004; Xue L et al.,2012）。不过，Cotton等（2004）研究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年龄不再是影响该群体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因素。

已有研究证明了老年人文化水平与健康信息网络获取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电子健康素养越高，他们更可能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来查找和评估健康信息（Tennant B et al.,2015），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则存在回避互联网的倾向（Eriksson-Backa K,2010）。已有研究也发现经济状况与健康信息网络获取之间显著关联。Mcmillan等（2008）研究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用户通过网络搜索和使用健康信息的频率更高。刘文洁等（2016）人通过对广州市老年人新媒体健康信息使用的调查发现，经济状况与健康信息网络获取正相关，这是由于经济条件差的老年人往往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自身健康。

从事健康或者技术相关职业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使用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Lorence D P et al.,2006），职业因素使得他们对健康与技术更加熟悉和敏感，成为最早的一批健康信息网络搜寻者（McMillan S J et al.,2008）。Jung等（2011）在研究中发现，与配偶共同生活、并且具有较高自评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更可能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独居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之间没有关系（Oh Y S et al.,2018）。

2.2 健康状况因素

健康状况主要包括躯体健康、自评健康和患病状况。健康状况与健康信息的网络查询、获取显著相关（Li J,2016; 朱姝蓓等,2015），除躯体健康外，心理健康也显著影响老年人通过网络查寻健康信息（Flynn K E et al.,2006）,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变量负向影响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Choi N G et al.,2013）。相较于健康的老年人，患病的老年群体更需要从网络获取健康信息（Campbell R J et al.,2005）。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健康信息网络获取的最大预测因子，有过较重病史的人往往更多地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Li J,2016），健康问题使得他们更有可能通过网络在线研究大多数健康话题（Goldner M,2006）。

2.3健康意识与行为因素

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变量影响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相较于其他群体，老年人的健康意识更强，他们更加关注疾病信息、医药信息、营养信息等，这些较强的健康意识促进健康信息网络查寻行为（Manafo E et al.,2012）。当健康意识较弱时，老年人通过网络查找健康信息的动机几乎为零（朱姝蓓等,2015）。

健康行为包括健康促进行为与健康风险行为。Stephens和Allen（2013）的研究证明，健康促进行为正向推动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关于健康风险行为对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其一，老年吸烟者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健康信息（Alghamdi M et al.,2015；Bhuyan S S et al.,2016）；其二，老年人的健康风险行为（吸烟和饮酒）与健康信息网络获取之间没有关系（Oh Y S et al.,2018）。

2.4电子媒介使用因素

电子媒介使用主要包括对电子设备（手机、电脑等）的接触与使用。不具备电脑使用能力是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首要障碍（Freese J et al.,2006），也是老年人接触新媒体和通过网络渠道获取健康信息的阻碍因素（刘文洁等,2016）。互联网的使用经验、使用意愿以及感知易用性对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查寻行为产生正向积极的影响（Chang S J et al.,2014）。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而缺乏使用经验的老年人对电脑使用的焦虑程度较高，进而影响其网络使用（Wagner N et al.,2010）。网络设备使用技能的提升与网络知识的增长促进老年人健康信息的网络搜索（Xie B,2012）。

关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在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文献数量较少，少有的研究中主要以定性研究和文献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西部三个省市的812份老年人问卷调查数据，旨在对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3.数据来源及变量

3.1数据来源及样本

本次调查受到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老年人口健康素养状况及促进机制研究”经费支持，调查时间安排在2017 年暑假进行。2017年8月1日-9月1日，课题主持人组织和实施了《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口生活与健康素养状况调查》，调查对象都是2017年西部地区城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本次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设计，在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中，选取确定3个省，即：西北地区宁夏自治区，西南地区云南省和重庆市。3省等距抽取样本，3个省份分别调查203、278和331名城市老年人，共计抽样调查812名城市老年人；省级以下采取PPS方案进行随机抽样，以确保调查结论对参加调查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代表性。按照PPS框架逐渐抽样。第一级是市区县级抽样，按照老年人口规模，在宁夏自治区中随机选取1个市区（银川市富宁区），在云南省中随机选取1个县市（文山市），在重庆市随机抽取1个市区（重庆市永川区）；第二级是街道抽样，在选中的市区县中，按照老年人规模，随机确定参加调查的街道，在银川市富宁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富宁、中山北街、凤凰北街），在文山市随机抽取3个街道（卧龙、新平和开化），在重庆市永川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胜利路、南大街、中山路）；第三级是社区居委会级抽样，在选中的街道中，按照老年人口规模，随机确定参加调查的居委会，在宁夏银川市富宁区富宁、中山北街和凤凰北街3个街道随机抽取5个社区居委会，其中富宁街道随机抽取3个社区居委会（中寺、西关、自强），中山北街街道随机抽取1个社区居委会（华苑），凤凰北街街道随机抽取1个社区居委会（唐徕）；在云南文山市卧龙、新平和开化3个街道随机抽取16个社区居委会，其中卧龙街道随机抽取5个社区居委会（文新、卧龙、北辰御景、攀枝花、高登），新平街道随机抽取5个社区居委会（新平、红旗、盘龙、里布嘎、牛头寨），开化街道随机抽取6个社区居委会（七花、永通、北桥、兴隆、振华、西山）；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南大街和中山路3个街道随机抽取12个社区居委会，其中胜利路街道随机抽取4个社区居委会（胜利路、张家坡、萱花路、玉屏路），南大街街道随机抽取4个社区居委会（火车站、小桥子、泸州街、兴南路），中山路街道随机抽取4个社区居委会（卧龙凼、红河路、棠城、汇龙路）。第四级是家庭户级或老年人抽样，在选中的社区居委会中，列出所有老年人家庭户或老年人名单，按照完全随机的原则，确定参加调查的老年人户或被调查者，在进入样本的3个省（自治区）3个市区，由入户访问员完成对被访老年人的选择，在选中的家庭户中，用Kish表确定参加调查的被访老年人。

3.2变量及其测量

因变量是“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根据调查问卷，操作化为“是否基于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所选取设置的自变量共计11个，即：人口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居住安排和自评经济状况等6个变量，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患病状况等2个变量，健康风险行为，涉及吸烟和饮酒行为2个变量，是否会使用电脑。

表1 变量设置及其操作化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操作化
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	因变量	0=否，1=是
性别	自变量	0=男，1=女
年龄	自变量	1=60-64,2=65-69,3=70-74,4=75-79,5=80+
文化水平	自变量	1=不识字或识字少，2=小学，3=初中，4=中专/高中/职高，5=大专及以上
职业	自变量	1公务员 2医务人员 3教师 4除医务人员、教师外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5、商业、服务业、制造、生产、运输有关人员 6、其他
居住安排	自变量	1=独居，2=非独居
自评经济状况	自变量	1=很宽裕，2=比较宽裕，3=大致够用，4=有些困难，5=很困难
自评健康状况	自变量	1=很差，2=较差，3=一般，4=好，5=很好
慢性病患病状况	自变量	0=否，1=是
抽烟	自变量	0=否，1=是
喝酒	自变量	0=否，1=是
会使用电脑	自变量	0=否，1=是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描述统计分析及结果

如表2所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获取途径多样，其中，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老年人占比9.7%，占比很低。其他获取途径占比从高至低依次为：医疗专业人员途径为86.30％，电视途径为55.90％，家属或亲戚途径为54.70％，邻居同事朋友途径为27.00％，报纸途径为19.00％，社区工作人员途径为17.50％，杂志图书途径为7.80％，收音机与广播途径为5.90％，市场推广人员途径为3.80％。

表2 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途径状况一览表（n=812;％）

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人数	占比（％）
医疗专业人员	701	86.30
电视	454	55.90
家属或亲戚	444	54.70
邻居同事朋友	219	27.00
报纸	154	19.00
社区工作人员	142	17.50
网络	79	9.70
杂志图书	63	7.80
收音机/广播	48	5.90
市场推广人员	31	3.80

 

如表3所示，通过人口社会特征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之间的交叉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在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和自评经济状况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而在性别、居住安排之间的统计学差异不显著。

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升高而下降，最低年龄组60-64岁组有20.45％的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占比最大，而最高年龄组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个比例下降到3.16％，占比最小。

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上升，文化水平越高，基于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城市老年人占比越高，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为37.50％，而不识字或识字少的以及小学文化的城市老年人中，分别仅有0.61％和3.64％的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异显著，其中医务人员（37.50%）中占比最高，其次是公务员（23.21%）以及教师（19.61%）占比分别位居第2位、第3位，并且占比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老年人。

随着自评经济状况的提高，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升高。其中，经济非常困难的老年群体中，无人使用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而在经济很宽裕的老年人口中，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达到33.33％。

表3 人口社会特征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交叉分析（n=812;％）

人口社会 特征	变量纬度	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不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性别	男性	9.23	90.77
	女性	10.16	89.84
年龄***	60-64岁组	20.45	79.55
	65-69岁组	8.02	91.98
	70-74岁组	4.84	95.16
	75-79岁组	4.92	95.08
	80岁及以上	3.16	96.84
文化水平***	不识字或识字少	0.61	99.39
	小学	3.64	96.36
	初中	11.86	88.14
	中专/高中/职高	19.83	80.17
	大专及以上	37.50	62.50
职业***	公务员	23.21	76.76
	医务人员	37.50	62.5
	教师	19.61	80.39
	除医务人员、教师外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7.37	92.63
	商业、服务业、制造、生产、运输有关人员	7.74	92.26
	其他	6.94	93.06
居住安排	独居	10.59	89.41
	非独居	9.63	90.37
自评经济 状况***	很宽裕	33.33	66.67
	比较宽裕	13.94	86.06
	一般	6.59	93.41
	大致够用	0.95	99.05
	非常困难	0.00	100.00

注： *P<0.05, **P<0.01, ***P<0.001

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主要考察的是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与是否患有慢性病两个方面。如表4所示，通过健康状况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之间的交叉分析发现，随着自评健康状况的变好，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升高，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一般、好和很好的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不断升高，依次分别占比为4.26%、6.43%、13.41%和13.83％，而自评健康状况很差的城市老年人都没有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未患慢性病的城市老年人中更可能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占比18.80％，而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中，则只有7.95％的人会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表4 健康状况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交叉分析（n=812;％）

健康状况变量	变量纬度	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不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自评健康**	很差	0.00	100.00
	较差	4.26	95.74
	一般	6.43	93.57
	好	13.41	86.59
	很好	13.83	86.17
慢性病状况***	无慢性病	18.80	81.20
	患有慢性病	7.95	92.05

注： *P<0.05, **P<0.01, ***P<0.001

健康风险行为在本研究中分为吸烟与饮酒行为。根据表5所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在健康风险行为变量上的统计学差异不显著。具体来看，吸烟的老年人中有7.46％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而不吸烟的老年人中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为10.85％；针对饮酒行为变量而言，饮酒与不饮酒的老年人中使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分别为10.76％和9.16％，不过，这些差异均未通过统计学检验。

表5 健康风险行为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交叉分析（n=812;％）

健康风险行为变量	变量纬度	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不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吸烟（风险行为）	否	10.85	89.15
	是	7.46	92.64
饮酒（风险行为）	否	9.16	90.84
	是	10.76	89.24

注：*P<0.05, **P<0.01, ***P<0.001

如表6所示，通过是否会使用电脑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之间的交叉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在是否会使用电脑上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会使用电脑的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39.82％）远远高于不会使用电脑的老年人占比（4.86％）。

表6 是否会使用电脑与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交叉分析（n=812;％）

电脑使用变量	变量纬度	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不使用网络 获取健康信息
会使用电脑***	否	4.86	95.14
	是	39.82	60.18

注：*P<0.05, **P<0.01, ***P<0.001

总之，通过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显示，在本文所设置的变量中，与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显著相关的变量一共有7个，其中，在P<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的变量包括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经济状况、慢性病患病状况和是否会使用电脑等6个，在P<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的变量为自评健康状况。

4.2回归分析及结果

从描述统计分析的结果看，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经济状况、慢性病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和是否会使用电脑等7个变量造成了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是否基于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差异。但是，描述性统计分析只能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方向和关联程度，要研究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影响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如何，需要使用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为两分类变量，这里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详见表7。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该模型的拟合度为16.10%（Cox & Snell R Square=16.10%），拟合度较好。在选定的11个自变量中，年龄、文化水平、自评经济状况、是否会使用电脑这4个变量显著影响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其中，年龄（B=-0.382，P<0.01）、自评经济紧张状况(B=-0.650，P<0.01)负向影响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这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年龄越高，自评经济状况越紧张，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可能性越小；而文化水平（B=0.445，P<0.05）、是否会使用电脑（B=1.500，P<0.001）的影响作用正向，这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是会使用电脑，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表7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B	S.E.	Sig.	Exp(B)
性别	-0.029	0.400	0.943	0.972
年龄**	-0.382	0.133	0.004	0.683
文化水平*	0.445	0.162	0.006	1.560
职业	0.033	0.121	0.784	1.034
居住安排	-0.632	0.447	0.157	0.531
经济状况**	-0.65	0.211	0.002	0.522
健康状况	-0.128	0.182	0.482	0.880
慢性病状况	-0.658	0.355	0.063	0.518
抽烟	-0.613	0.440	0.164	0.542
喝酒	0.522	0.398	0.190	1.686
是否会使用电脑***	1.500	0.315	0.000	4.482
常数项	0.501	1.860	0.788	1.651
-2LL                             370.846
Cox &   Snell R Square           0.161

注： *P<0.05, **P<0.01, ***P<0.001

 

5.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宁夏银川、重庆永川和云南文山三省市812位城市老年人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发现，在西部地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城市老年人占比不高，日常生活中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城市老年人大致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年龄低、文化水平高、经济状况好、会使用电脑。进一步说，促进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增能因素是受教育水平和电脑使用能力，而抑制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阻碍因素是年龄和经济状况。

关于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的年龄差异这一前期发现（Robertson-Lang L et al.,2011；Baker D W et al.,2000）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低年龄对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年龄越高的城市老年人，客观的视力、自理能力和学习能力往往比较差，这会阻碍他们使用电脑、接触网络，自然影响到他们将网络作为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

受教育水平是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渠道获取健康信息的促进因素，这一结论与前期研究观点具有一致性（Tennant B et al.,2015；Eriksson-Backa K,2010）。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学习能力往往强，社会地位高，退休前的职业好，健康意识和素养高，这让他们有更强的意识与能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更多的资源与时间，以及更少的障碍和顾虑去接触电脑、使用互联网，从而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所以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老年人更多地通过网络途径查询和获取健康信息。

良好的自评经济状况对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选择网络渠道获取健康信息有积极推动作用，这也验证了既有研究发现（McMillan S J et al.,2008；刘文洁等，2016）。家庭收入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拥有和使用电脑、互联网的因素之一。高等收入水平的城市老年人，更可能具备拥有电脑、互联网的经济基础与购买能力，更可能拥有宽裕的时间来学习和使用电脑、互联网，从而进一步积极推动他们通过网络途径进行健康信息的获取与利用。

此外，具备电脑使用能力是影响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只有突破使用现代技术的阻碍，具备电脑和网络使用能力，才能基于网络途径进行健康信息的查询、获取与使用。从老年人健康信息各项获取途径的比例来看，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建立在医疗专业人员、家属或亲戚和邻居同事朋友等基础上的人际传播，以及传统的电视，而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老年人占比不到10%，究其原因，大概也是因为城市老年人对电脑、互联网等新技术采纳和使用的障碍。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在获得各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上面，以及在各种活动中使用互联网方面存在显著差距（Richard J,2001）。基于这个视角和本文的统计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城市老年人健康信息网络获取途径状况是分层的，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城市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渠道获取健康信息的几率低，同时，电脑使用障碍也限制了城市老年人基于网络获取相应健康信息的机会，这些拉大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也与当前普惠制的中国健康老龄化国家战略与行动相违背，未来需要在如下三个方面着手改进，以缩小城市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社会平等。第一，扩大老年大学办学规模，加强城市老年人再教育和终身学习教育，提高城市老年人受教育水平。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多形式办学，加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二，提升城市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城市老年人对电脑、网络等产品的购买能力，从而提升城市老年人对电脑、网络等电子产品的拥有率和使用率。第三，降低老年人使用电脑和网络的门槛，减少网络搜索障碍，促进老年人的电脑使用、互联网使用，不断提升老年人基于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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